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今年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環保法修訂案》，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新法將于明年1月1日施行。近期，各地也紛紛重拳打擊違法排污企業。

記者21日從成都市環保局獲悉，成都已完成對8727家違法排污企業的整治，前三季度PM2.5濃度較2013年同期下降10%。大慶市也已責令33家存在污水處理設施運行不正常和超標排放的各類工業企業限期整改，關停取締國家明令淘汰的小造紙廠8家。此外，近期蘇州的各級環保部門出動執法人員12萬人次，其中9件環境違法案件移送公安機關，2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據了解，為配合“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動真格”，環保部近日發布按日計罰、查封扣押、限產停產、信息公開的4套具體辦法，并在中國環境網上公開征集意見。8種環境違法行為納入按日計罰，按日計罰的最大處罰期限為30天。

眾所周知，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當前環境問題難以解決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按日計罰”的最大特點，就在于重罰。業內人士算過一筆賬，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故造成嚴重損害，根據原來處罰的辦法最多罰100萬元，九牛一毛。新環保法實施后，啟動按日計罰，那可能就是每天罰900多萬元。這恐怕沒有哪家企業能夠承擔。

但值得注意的是“按日計罰”再狠，總歸是一種以經濟為主的行政處罰。遏制企業違法排污，不能光算經濟賬，尤其在“違法排污”和“接受處罰或停產”之間，還存在更加隱蔽的違法排污選擇可能。事實上，去年6月19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就發布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14種“嚴重污染環境”的入刑標準。不過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存在入刑主體的甄別以及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如何銜接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賞罰分明”問題。既然對污染企業有嚴格懲罰，那對于守法企業，也應有相應的激勵措施，比如在稅收政策上有所傾斜等。違法成本奇低，守法成本卻畸高，這既有失公平，也是一種不好的負面暗示，不利于環境守法氛圍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