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鄉村全面振興承載著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歷史重任，《鄉村全面振興規劃（2024—2027 年）》的總體要求中提出，“扎實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振興’”。生態產品作為生態系統提供的物質產品、調節服務和文化服務的總和，不僅是鄉村核心資產稟賦，更是蘊含巨大轉化潛力的發展資本。在鄉村全面振興的背景下，有效解決生態產品度量難、交易難、變現難、抵押難的問題，構建一套既能解決生態系統服務非排他性與外部性的固有難題、又能實現生態保護成本和收益內部化的制度機制，對激活鄉村內生發展動力、達成包容性增長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 鄉村全面振興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系統性耦合與價值基石

鄉村全面振興的五維框架是一個有機整體，而非割裂并行。其中，生態振興不僅是環境整治，更是構成鄉村自然資本存量的基礎維度，也是其他維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基之一?！熬G水青山”本身就是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源泉之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建構，是將靜態的自然資本價值轉化為動態的經濟社會收益的重要橋梁，與鄉村全面振興的各維度呈現深度耦合關系。

在生態經濟學框架下，優質的生態產品與服務是生態承載力轉化為經濟產出能力的核心要素。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通過賦予“綠水青山”市場價值，為發展高附加值綠色農業、沉浸式生態旅游、生態康養、自然教育和生態文創等新業態提供價值錨點與盈利預期，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通過價值信號引導要素流動，優化產業結構，賦能產業振興。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核心功能之一是通過市場化交易平臺運用、生態稅費、生態補償等方式，明確生態保護的成本補償和受益者支付原則，使生態保護者能獲得穩定收益， 污染者或受益者承擔成本， 從根本上構建利益相關方激勵相容的格局。這種經濟利益驅動比單純的行政命令更有效，有助于持續調動基層生態建設積極性，實現生態治理目標與社會個體利益訴求的深層次統一 ，為生態振興提供內生動力保障。

鄉村振興的短板在于鄉村經濟動能相對不足和農民收入結構的相對失衡，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低于城鎮居民。鄉村往往是重要生態功能區和經濟洼地的地理疊合區。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特別是將難以直接交易的調節服務轉化為農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挖掘鄉村沉睡資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改善城鄉發展差距的有效突破口，符合共享發展理念在鄉村地區的具體實踐，促進實質性推進共同富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本質上是對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價值的挖掘與重構，它能提升鄉村文化的可見度、增強社區文化認同感，在參與式管理生態項目的過程中，促進組織力的提升，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推動構建活化文化振興與組織振興的生態載體。

二、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問題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雖有明確的國家戰略引導和豐富的實踐創新，但仍面臨深層次的制度、技術與市場瓶頸，其根源在于生態服務的特殊屬性與現有治理體系較為不適應。具體而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價值量化困境。這一困境已從單純的技術層面上升到制度標準的建構層面。相較于物質產品價值的計量，調節服務、文化服務等生態服務的非市場價值度量及服務價值的度量均面臨著一定的問題。當前，需要建立一套權威統一、方法論科學并能被金融機構和市場廣泛認可的價值核算技術規范。然而，成本高昂的非標化核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大規模實施，應當建立價值形成的制度性衡量標準。

第二，產權結構模糊與交易成本較高。自然資源的權利界定已較為復雜，而生態服務高度依附于資源本體，其歸屬較難獨立界定。加之生態服務的流動性及其受益范圍的跨區域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供給主體與服務權利之間的聯系。在實踐中，有時未能在堅持國家集體所有的前提下，通過使用權授權或獲得特定收益權證等方式，清晰界定并具化農民、集體對特定服務功能的財產性收益權能，這將會直接導致生態資產用于抵押時有時缺少清晰的標的。

第三，市場范圍較小也衍生出一系列問題，包括規范透明高效的交易場所數量相對不足、交易品種相對單一、標準化合約和風險防控機制尚不完善。高昂的信息成本和談判成本不僅對交易的達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也對交易規模的擴大產生了一定的阻礙。

第四，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化與品牌價值構建相對乏力是另一突出問題。當前，生態產業對初級原料供給依賴較重，精深加工率較低，標準化和質量追溯體系尚有完善空間，產業鏈條短。更深層次的阻礙在于生態溢價機制尚有提升空間，未能通過生態產品公用品牌打造、三產融合發展、嚴格的生態認證及體驗場景構建等差異化策略，將生態保護成本轉化為產品與服務的核心競爭力溢價，同時，價值鏈整合主體的能力仍需提升。

第五，支撐體系的脆弱性與補償機制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失靈，進一步增加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難度。制度性支撐存在一定的缺位，現有法律框架尚未對生態產品、生態系統服務權能、生態資產交易與抵質押等新興事物進行系統化賦權與規范；綠色金融工具與風險緩釋機制發展相對緩慢，專業人才數量不足，有效監管體系保障數據真實性與規則透明度仍需提升。補償機制方面，縱向補償機制與橫向補償機制均存在一定的失靈?？v向補償機制存在標準不完善、精準性相對不足、資金績效管理較難、可持續性相對較弱等問題；橫向補償機制則因行政壁壘、信息不對等、穩定的跨區域協商機制與法律約束不足，以及成本效益分攤計算爭議較大等因素，較難達成長期有效的補償協議。

三、 邁向系統性協同的生態價值實現路徑

為破除生態價值實現的系統性障礙，應摒棄單點突破的思維模式，從頂層制度設計與市場化改革協同的視角切入，構建融合制度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與系統治理理論的核心框架體系，推動理論邏輯向政策層面落地并進行可操作性重構，將抽象的價值轉化路徑轉變為可實施的制度工具疊加鏈條。

（一）深化基礎理論與制度供給創新是塑造價值實現核心框架的關鍵

建立分層標準化核算制度，可以以國家層面出臺“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技術通則”及細化分類與區域性補充操作手冊為基礎，支持科研機構研發精準評估技術，推動核算結果在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縣域生態系統生產總值考核、跨區域補償協商及財政轉移支付等領域實質性嵌入決策，核心在于制度性標準建設與權威性標準確立。同時，在堅持集體所有基礎上深化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在法律上界定特定生態服務功能的收益權，確權到戶或集體經濟組織并頒發具有法律效力的權證，明確該收益權可依法轉讓、質押、抵押、入股，為金融工具創新奠定產權基礎。立法層面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的相關法條進行適配性修訂并合理制定地方性的專項法規，明確生態產品的法律地位、各方權責，特別是明確生態信用交易、抵質押、補償資金管理等環節的操作規程與法律邊界。

（二）構建多層次市場機制體系是暢通價值多元轉化渠道的核心路徑

構建國家級市場與地方市場雙軌并行機制，升級農產品交易平臺，融入生態品質標準保障與價值識別。生態信用要素市場建設方面，除推動全國碳市場納入更多林業碳匯項目外，可以重點在省市級建立區域綜合性生態資源要素交易中心，納入區域碳匯、水權、排污權、用能權等初始配額與調節服務指標二級交易，引入標準化合約，降低交易成本，成為生態資產定價基準和市場流動性中樞節點。文化服務類收益權的資本市場化改革需探索生態文旅景區特許經營權交易、生態資源項目資產證券化及發行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項目，解決大額融資問題。金融工具箱嵌入需多維度推進， 以確權清晰并做市流通為前提，發展以收益權為抵押標的物的貸款產品及可交易的應收賬款證券化、基于項目未來現金流的開發信托基金計劃等生態金融產品。在銀行層面設立生態金融事業部，專業化風險定價并設計風險評估模型，開發專屬信貸產品。支持項目主體發行綠色債券；設立政策性引導基金撬動社會資本投向生態產業，強化保險保障。品牌策略與溢價制度的建立需以科學品質標準、強制追溯機制和高強度市場形象輸出為基礎，以生態產品品牌為核心構建產業價值分配體系， 形成穩定的溢價機制， 整合區域供應鏈， 嚴格品質標準與準入規則， 形成“標準 + 溯源 + 品牌 + 信用評級”的有機產業鏈運營價值共同體。

（三）優化價值轉化結構需深耕生態產業價值鏈

生態產品產業化拓展應基于區域核心資源稟賦，推動“產業鏈垂直化 + 橫向外延擴張”以提高價值深度，如森林資源向林下康養產業、林木深加工、林業微生物肥料與菌劑等高附加值方向延展，農耕種植區域的產品通過精深加工，提取功能性物質，生產生態農產品、深加工制品，并與文創設計、醫療美容、健康科技融合，構建“保健食品 + 護膚體驗”經濟體系?，F有產業的生態化改造需針對傳統農業強制實施高標準的農田建設，構建“農產品種植—畜禽養殖—沼氣處理—糞肥還田—食用菌基質培養”的農業資源利用完整價值循環鏈條，推廣畜禽養殖場廢沼治理和能源化模式， 實現污染減量、減排目標與可再生能源產出；推進工礦企業尾砂資源化、建材化利用項目。同時，需構建“生態 + 產業 + 文化”融合體系，探索自然教育營地、生態康養驛站、生態文化知識產權衍生文創產業、生物制藥研究基地等高附加值產業布局。

（四）構建長效補償機制與空間協同治理是實現跨區域利益共贏的保障

縱向補償機制需要精準增效，中央、省級層面應對重要生態功能區和紅線區的轉移支付應建立基于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變化和生態維護保護成本測度的資金計算方法，突出結果導向，提升可持續性。橫向補償機制需破解結構性困境，在國家引導下探索生態受益區對水源涵養區等上游地區的水資源調度支付補償協議安排，綜合使用財政性資金補償、用水區或受益區企業出資、對口生態產業招商項目合作、生態技術支持等多形態補償機制，可以在特定區域設置試點跨省水資源稅機制先行示范區，實現補償資金來源的長期固化。

（五）融合科技與人才戰略是夯實價值實現能力的底座

智慧化賦能需綜合利用衛星遙感技術構建全域監測網絡、地面物聯網實時監測設施、云端人工智能數據處理中心進行大數據分析，為動態核算、市場風險預警、欺詐風險識別與價值評估等提供信息化保障。專業化隊伍建設需設立鄉村生態發展經理人培訓制度，與高校合作開設綠色金融科技專業，組建省級生態資源運營團隊，建設新型職業農民綠色農業技能培訓體系。

結語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層邏輯重構，其本質在于通過制度創新、市場賦能與科技支撐，將生態要素轉化為驅動鄉村現代化的核心資本。這一過程絕非簡單的資源變現，而是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理念的深刻踐行。唯有以理論為舵，以問題為靶，以多元路徑為槳，方能真正打通“兩山”轉化通道，讓守護青山綠水的農民獲得實實在在的生態紅利，讓廣袤鄉村在綠色轉型中繪就共同富裕的嶄新畫卷，最終實現鄉村地區生態振興、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的有機統一與協同共進。這既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重要途徑，又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