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國首部聚焦生態環境監測的專門性行政法規《生態環境監測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正式施行。

《條例》創新性劃分公共監測與自行監測，清晰界定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及技術服務機構的責任邊界，構建覆蓋全面、權責清晰的制度框架。在協同治理上，通過健全跨區域監測信息共享、數據互認、聯合監督檢查機制，推動從單一要素治理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轉變。這一制度創新既是對我國生態保護實踐經驗的系統升華，又是對現代化治理規律的深刻把握，為破解跨區域協同不足、數據質量不高、責任落實不力等長期制約生態治理效能的突出問題提供了堅實制度支撐。

生態環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走出了獨具特色的生態治理之路。頂層設計上，《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等綱領性文件相繼出臺，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黨政同責等制度形成剛性約束；法律保障層面，形成以環境保護法為核心，涵蓋水、大氣、土壤、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的生態環保法律法規體系，生態保護紅線剛性劃定、污染治理責任層層明確、違法處罰力度持續加大，讓生態保護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必循。

歷經不懈努力，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生態文明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治理模式上，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破解了大批長期未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上海碳市場平穩運行，安徽、福建等地探索的林業碳票制度讓生態“含綠量”有效轉化為發展“含金量”；“空天地一體化”監測系統廣泛應用，推動監管模式從人海戰術向智慧治理轉型，浙江“民間河長”、廣東“河小青”、長江“十年禁漁”等實踐，讓生態環保理念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行動自覺。

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的本質是治理體系和能力的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制度創新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核心路徑。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決定了治理必須打破行政邊界，制度創新正是通過明確治理主體、劃分治理權責、建立協同機制，推動治理從“分散作戰”向協同發力轉型。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是現代化治理的重要標志。制度創新將實踐中成熟有效的經驗上升為法律規范，破解“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難題，形成“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的治理閉環。同時，制度創新整合科技、市場、社會等多元治理資源，推動治理從粗放式向精準化、從經驗型向科學化轉變。

精準治理是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特征，應鼓勵無人機巡護、衛星遙感監測等非接觸式技術應用，實現對污染行為的實時追蹤。對重點污染企業和生態敏感區域實行差異化監管，為中小企業提供“環保管家”技術幫扶，避免“一刀切”執法。針對數據造假這一生態治理領域的頑疾，《條例》設置罰款、禁業、吊銷資質等嚴格處罰措施，實施“雙罰制”——既追究單位責任也追究個人責任，還明確監測設備生產單位的相關責任，通過多維度監管筑牢數據質量防線。

多元共治是現代化治理的重要支撐。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始終，暢通公眾參與渠道，依法公開舉報方式、整改情況等相關信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鼓勵環保社會組織、志愿者隊伍參與生態監測和科普宣傳工作，建立健全舉報獎勵與隱私保護機制，讓公眾從生態保護的旁觀者變為參與者、監督者、受益者。推廣“以利用促管護”的成功經驗，支持各地因地制宜發展生態旅游、生態養殖等綠色產業，形成“生態好—產業興—百姓富”的良性循環。

《條例》的實施是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的新起點，有賴于各方協同發力。各級政府應細化落實方案，健全工作機制。相關部門須打破信息壁壘和責任壁壘，形成上下聯動、左右協同的工作格局。企業應強化主體責任意識，加大環保投入，主動推動綠色轉型。同時，還應暢通公眾參與渠道與途徑，激勵和引導公眾積極參與環保志愿行動，讓生態保護成為自覺習慣。

隨著生態環境監測制度創新的深入實施，我國生態治理將更加科學高效。從長江碧波到黃河綠意，從荒漠植綠到城鄉宜居，制度創新將持續釋放治理效能，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在制度創新的護航下，美麗中國建設必將邁出更堅實步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圖景將不斷鋪展，為全球生態治理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