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驗：斯德哥爾摩交通擁堵費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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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實習生 賈茹)能源基金會中國邀請來自英國倫敦、瑞典斯德哥爾摩、意大利米蘭、新加坡、美國明尼蘇達州和紐約市等國際專家，撰寫《擁堵費和低排放區國際最佳經驗》報告，系統介紹了國外在研究、制定、實施擁堵費和低排放區方面的經驗，其中斯德哥爾摩交通擁堵費的效益具體如下：
交通擁堵費的大部分效益為可達性改善，即節省行程時間、減少行程時間的不確定性。從經濟角度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正是這些效益轉化為了經濟生產力和經濟增長。例如，減少的行程時間一部分轉化為了工作時間（增加了經濟產量），另外一部分轉化為了勞動力市場上人員和公司的更好匹配。這些效益通常不會被計入標準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因為它們通常不會導致稅收楔子和集聚效應(Anderstig, Berglund, Eliasson, Andersson, & Pyddoke, 2012)。
次級效益包括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減少交通事故等。除此之外，費用收入如果被用于減少扭曲性稅收或投資到具有正面收益成本比的項目中，其本身也可以產生效益。
表二(Eliasson, 2009)中的成本效益分析顯示，斯德哥爾摩交通擁堵費制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盈余，以至完全可以抵消投資及運營成本。年度社會盈余約為6.5億瑞典克朗（扣除運營成本后）。所有主要效果分析基于測量值，其中最重要的是行程時間及交通流量值。
斯德哥爾摩交通擁堵費制度的總籌備費用為19億瑞典克朗，其中包括宣傳活動、廣泛系統測試及其它費用。加上公共基金和間接稅校正的邊際成本，總社會籌備費用達29億瑞典克朗。于是用了大約4年的時間，籌備費用才得以用社會效益的形式“收回”。系統預估年度運營成本（2.2億瑞典克朗）中不僅包括運營費用，還包括必要的再投資及維護費用，比如攝像頭及其它硬件的更換。
與預期一致，消費者盈余是負數，但與所付費用相比，時間增益很大——時間增益達到了所付費用的70%。與大多數理論或基于模型的研究數據相比，這個數值都是很高的。造成這一點的主要原因是“網絡效應”，即大量的車流沒有經過收費路段，因此不用交費，但它們同樣受益于交通擁堵的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