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實踐與展望
2025-12-18 10:38
來源：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點。這一論述深化了對人類社會在生態文明發展規律方面的認識，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底色?！叭伺c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質要求，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奠定了價值基礎，也指明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協調、相平衡、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所蘊含的這一生態觀，充分反思了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并同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路徑形成鮮明對比。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不僅有助于系統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和優勢，也為更好地推進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支撐。
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重要意義
縱觀歷史，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是走向現代化，走向文明化、民主化和生態化。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是世界現代化大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著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但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實現現代化有著不一樣的意義。中國是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較為薄弱，資源稟賦相對較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20年中國人均森林面積約0.16公頃，人均耕地面積約0.08公頃，人均可再生淡水資源約2000立方米，這些指標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40%，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的排名均在百名以外。
同時，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長達二三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國現代化建設僅有短短幾十年，是通過時間壓縮的方式初步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生態保護等方面積累的經驗少，遺留的可能誘發問題的潛在因素較多。例如，在2013年中國北部、東部、東北部地區大范圍地發生霧霾天氣，就是長期依靠重工業發展驅動經濟增長下人與自然矛盾的集中爆發。
上述這些特征，意味著中國要整體邁入現代化國家，對經濟系統、社會系統、生態系統帶來的挑戰將是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這也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具有與眾不同的重要特征和獨特內涵。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主要特征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其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僅是應對現代化進程中資源約束和環境挑戰的根本方略，同時也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關鍵生態保障，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
作為對生態問題的總體認知與價值判斷，生態觀在引導人類處理自然與社會的復雜關系中發揮關鍵作用。大量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堅持正確的生態觀，才能既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又有效解決資源約束、減少生態風險、維護乃至提升生態環境質量。正因如此，面對自身國情的特殊性，中國建設和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堅持正確的生態觀，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優先的綠色發展道路。這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的必然選擇，具有強烈的現實性。
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歷史建構
堅持正確的生態觀，就是要求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宏觀視野下思考經濟社會發展，注重發展與保護二者間的協調，以生態理念為指導，并將生態學的科學原理融入具體實踐當中。生態學研究自然界生命系統的結構、功能及變化，理解包含人在內的地球生命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的動態反饋關系，為人類認識、利用和保護自然，維持可持續生物圈提供科學原理和解決方案。人類社會是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特殊組分，人類活動已成為調控地球生態系統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及其演變方向的重要驅動力。在地球生態系統演進過程中，人類活動的作用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如果人類違背自然規律或者生態學原理，就可能導致地球生態系統的衰退甚至崩潰。
中國開展現代化建設的過程，實際上是利用、改造和保護自然的實踐過程，也是人與自然二者關系不斷適應、不斷調整的辯證過程，同時又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探索、發展的歷史建構過程。必須承認，中國在現代化建設的早期，相較于經濟發展這一中心，對生態環境的建設與保護是滯后的。特別是在一些發展階段，“人定勝天”“唯GDP論英雄”的片面發展觀念，導致中國在生態環境方面積累了很多問題。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一些生態環境問題已發展至相當嚴峻的程度，并對國民生命健康與社會穩定造成了威脅。例如，在大氣環境方面，SO2、NOx的排放量從1979年到2005年增長了近2倍，中東部地區的灰霾天數從1980年的6天增長至2012年的16天；在水體環境方面，廢污水排放量從1980年的310億噸增長至2000年的620億噸，地表劣Ⅴ類水質河段比例由1983年的23.7%增長至1998年的37.7%；在植被覆蓋方面，草地退化面積由20世紀70年代的10%增長至20世紀90年代的60%以上，荒漠化面積增加速度由20世紀80年代的2100 平方公里/年增長至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3436 平方公里/年。從這些現實數據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并沒有徹底避開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修復”的老路。
對此，黨和政府很快認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多、基礎差、底子薄的國家推進現代化建設，必須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必須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發達國家的老路在中國走不通、走不得。因此，中國很快做出了環境政策的重大調整：環境保護成為基本國策并被寫入憲法，可持續發展戰略成為治國方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多項法規制度得以出臺，退耕還林還草等多項重大生態工程得以開展。進入21世紀后，黨進一步提出要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并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寫入“生態文明”理念。通過這些探索和實踐，逐漸明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總體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科學總結現代化建設經驗，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等科學理念，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從理論層面系統闡述了生態文明建設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在聯系。黨的二十大報告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質要求，將中國式現代化推向了新的高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將聚焦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方面，為更好地堅持正確的生態觀指明了方向。
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科學內涵
從生態學的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有著深厚的學理基礎和科學支撐，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正確認識人和自然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彰顯了人的主體地位。但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超越了“人與自然主客二元對立”的機械觀點，不再把人類看作是主導自然、決定自然的外部力量，而是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將二者視為必須和諧共存的有機整體。這充分體現了生態學的整體性原理。生態學認為，地球上的各種組分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影響、相互聯系，構成了地球表層系統這一復雜的有機整體。人類社會是地球表層系統中的一個組分，也是其中最為活躍、最具主觀能動性、最有創造力和影響力的要素。受“人與自然二元對立”觀點影響，傳統實踐通常以線性、機械的因果框架（人類活動→自然響應→人類再干預）來處理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但隨著當前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生態功能衰退等問題的加劇，人類社會與自然的傳統關系模式已經很難應對生態系統反饋時滯縮短、連鎖響應加劇，以及可能的系統臨界點風險。因此，推動體現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彼此耦合的整體價值觀，積極構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可持續、有彈性且相互共生的互動模式，已成為應對全球環境變化的關鍵任務。這不僅是對人類與自然身份定位的重塑，也要求現代化進程必須從單純的“人類福祉”轉向“人與自然的雙重福祉”。在此情境下，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所倡導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不僅是一種價值宣示，更從社會-生態復合系統視角明確提出人類社會必須從對自然的“控制者”轉變為與自然的“系統共生者”?，F代化進程必須在尊重和遵循生態學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推動人與自然的相互協同、動態管理和共治共享。唯有如此，現代化進程才能實現社會、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
注重生態建設的系統性和關鍵因素?，F代生態學理論認為，地球表層系統是由生物圈、大氣圈、水圈、土壤圈等多個圈層構成的復雜調控系統，這些圈層通過能量流動、物質循環、信息傳遞等一系列反饋過程實現系統的自我控制和調節。在這個系統中，生物圈或者說生態系統處于關鍵地位。生態系統及其活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決定了地球表層環境自我調節、自我穩定的功能。而作為復雜適應性系統，生態系統具有非線性與多穩態特征，其狀態的突變式轉變往往并非由表面誘因直接引發，而是諸多生態過程改變的長期效應累積及內部多重反饋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現代化過程中任何生態問題的出現都不是孤立的，必然涉及多個生態要素和復雜的生態系統過程，也不可能簡單地歸結到某個單一因素上。單純依靠“頭痛醫頭”的片面化治理模式，往往只能起到一時的緩解效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導致新的生態失衡。同時，生態系統并非靜態，而是動態發展的復雜系統，具有抵抗力和恢復力。合理管理與干預可以鞏固并增強生態系統的抵抗力與恢復力，使其能夠在變化的條件下維持結構與關鍵反饋過程的穩定，從而提升對干擾的韌性與適應能力。因此，在生態系統層面開展科學的保護、修復與利用，不僅有助于維持和恢復生態功能，還可以促進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為其在調控地球表層環境中發揮更大作用創造有利條件。與此相呼應，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注重提升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穩定性和持續性。這正是對生態學系統性原理的充分體現，也凸顯了生態系統在生態保護和建設中的關鍵地位。
堅持遵循生態客觀規律。中國式現代化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這一要求可以理解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生態學規律，充分認識到生態學規律的客觀性，按照規律辦事；順應自然就是要依循生態學規律制定方略，主動適應而非屈從于自然的各種變化；保護自然就是要按照生態學的規律，科學、合理地保護自然界的部分和整體?？傊?，這就是要求在現代化進程中，要充分遵循生態客觀規律，按照生態學的科學原理去開展各項工作。當然，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并不意味著要消極地畏懼自然，更不是要放棄現代文明、回到原始社會。生態學的發展使得人類對于生態系統結構、動態與機制都有了一定認識。只有尊重自然規律，在可允許的范圍和程度內進行人工干預，才可能在不損害自然的情況下加以合理利用，實現自然和社會的和諧統一。中國式現代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的是“和諧”而非“妥協”，其中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依然重要。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內容，生態文明建設也并非單純地返璞歸真，而是依托于先進生產力、實現人與自然的有效協同。
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優越性
正是由于堅持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觀，中國式現代化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都曾經經歷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環境危機問題，不僅造成了對本國環境的污染，也釀成了全球變暖等嚴峻后果。這種發展模式的形成固然與人類對于自然規律認識的時代局限性，以及對現代化早期階段的路徑依賴有關，但主要還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走的是以資本為中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側重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在這一利益驅使下，自然界只不過是用于獲取物質財富的母體，當保護自然無法獲得可觀的物質利益的時候，“犧牲”大自然就成為其必然選擇。例如，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科學界就指出當時廣泛使用的汽油防爆劑四乙基鉛具有嚴重的環境危害，但在資本力量的運作下，美國政府直到1996年才完全立法禁止含鉛汽油的使用。正是這種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邏輯，導致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對自然界的嚴重掠奪和破壞，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銳。當前發達國家生態環境的好轉，很大程度上也不完全是依靠改變發展模式、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而是利用資本推動的產業轉移，將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產能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對自然的負面影響仍在持續。
與之相比，中國式現代化更好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關系，說明生態和經濟、綠色和發展是可以兼顧的。發展是硬道理，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大力推動經濟社會建設。但如何發展、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至關重要。如前文所述，中國的基本國情就是人口巨大、資源稟賦較低、經濟底子較薄，如果復刻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路徑，先通過高消耗、高排放的模式完成物質條件積累，勢必對自然資源和環境造成極大負擔，是自然不可承受之重。同時，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也決定了將環境問題通過產業轉移轉嫁給其他國家的方式，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生態環境約束。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一個突出優勢，就在于它將人類福祉與自然福祉有機結合，把維護自然系統健康作為發展生產力、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從實質上看，這就是要求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努力實現對社會-經濟-自然系統中各要素的統籌協調，通過不斷探索、試錯和調整，調節各要素之間的可能矛盾，從而實現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另一個突出優勢，是其在中國特有的治理語境中具備強大的制度化落地能力。以“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為理念指向，中國依托集中統一的頂層設計與垂直執行體系，將生態觀自上而下地轉化為生態保護紅線、國土空間規劃、跨部門聯動與問責等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并通過跨區域生態補償、聯防聯控等措施推動統籌聯動的治理實踐。由此，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從宣示性原則轉化為可操作、可考核的治理工具，有效促進了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同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的實踐成效與展望
主要實踐成效
基于生態文明理念，中國制定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政策，開展了一系列生態保護的偉大實踐，使中國在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也取得長足進展，呈現出水更清、天更藍、植被更綠的面貌。
在水環境治理上，中國出臺了《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啟動了水污染防治攻堅工作；建立并實施了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河湖長制、排污許可等制度，有力推進了跨區域協調保護水體工作；先后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黃河保護法》，針對長江、黃河兩條“母親河”開展全流域的保護行動，并實施了長江十年禁漁、黃河重要河段五年禁漁等水生態保護舉措。這些制度舉措有效改善了中國的水體環境：據統計，2024年全國地表水劣Ⅴ類斷面比例下降至0.6%，較1998年水平下降了37個百分點；地表水Ⅰ—Ⅲ類水體比例上升至90%；長江干流全線水質已連續5年保持在Ⅱ類水平，黃河干流全線也連續3年穩定在Ⅱ類水體。
在大氣環境治理上，中國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開啟了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實施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法律條文增加了近1倍；截至2022年年底已累計淘汰落后煤炭產能10億噸，清潔能源消費占比提升至25.9%。這一系列舉措取得顯著成效：2013—2022年間，全國重點城市的PM2.5（細顆粒物）平均濃度下降幅度達57%；截至2024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空氣質量平均優良天數比例已達87.2%，北京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到30.5微克/立方米，河北省所有城市均已退出全國空氣質量排名“后十”行列。
挑戰與展望
必須承認的是，在取得上述成效的同時，中國的生態建設仍面臨不少挑戰與問題。當前，歷史時期累積的環境欠賬尚未完全清償，土壤污染等復雜性生態問題也依然存在。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長期投入與科學修復，治理成本高、見效慢且不確定性大。另外，一些主觀認識誤區也制約著生態保護成效。例如，有地區把生態建設片面等同于植樹造林，在不適宜地區盲目造林，引發地下水位下降等問題；有地區在推進減碳控排工作中搞“一刀切”，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
因此，未來的生態建設必須準確貫徹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注重因地制宜與統籌兼顧，通過科學規劃和精準施策應對多元挑戰。近年來，中國陸續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制度與行動計劃，如《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土壤污染源頭防控行動計劃》《中國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白皮書等。它們充分體現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陸海統籌”等整體性、系統性理念，在頂層設計上強化了對各類生態要素統籌和跨部門、跨區域協同，在行動層面則結合區域特征實施精準修復和治理策略?？梢哉f，這些政策、制度和行動計劃有效地把中國式現代化生態觀轉化為可執行的制度與具體行動，為更好地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有力支撐。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逐漸形成、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在未來也將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不斷拓展而深化，推動對祖國每一條江河、每一片湖泊、每一座山峰的治理和保護，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山清水秀”的美麗中國畫卷。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不僅為中國探索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之路，也為全球環境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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