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約占全球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的25%，其中甲烷（CH₄）占比18%，是繼二氧化碳（CO₂）后第二大溫室氣體。2024年作為有記錄以來最溫暖的一年，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4℃±0.13℃，其中約1/3的增溫效應來自甲烷。2023年，全球人為甲烷年排放量超過3.5億噸，主要來自能源活動、農牧業活動和廢棄物處理。強力且持續減少甲烷排放可顯著限制升溫峰值，分擔二氧化碳凈/負排放壓力，亦可減少全球地表臭氧以改善空氣質量，還可推動甲烷規?；厥绽?，從而催生新的市場機會。因此，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消減甲烷是短期內最具成本效益的溫室氣體深度減排手段。

甲烷控排已由科學共識轉變為政治共識，成為國際氣候談判中的焦點議題。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首次提出要將甲烷等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一定水平，以防止氣候系統受人為干擾。雖然其并未設定具體減排措施，但為后續《京都議定書》確定甲烷為“需限制或減排的六大溫室氣體之一”奠定了明確的制度框架。201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MO）發現，相比僅管控二氧化碳排放，減少甲烷等短壽命氣候污染物（SLCPs）能更快減緩全球變暖。隨后，2015年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巴黎氣候峰會）達成了《巴黎協定》，為甲烷減排提供總體框架；2021年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格拉斯哥氣候峰會）正式啟動的“全球甲烷承諾”（GMP）將甲烷減排目標進一步確立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關鍵議題。由此，甲烷減排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邁入全新戰略高度。

然而，甲烷控排議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公平性問題上的分歧。特別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重新執政及其第2次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使國際氣候談判形勢更加嚴峻。作為全球甲烷排放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并未簽署《全球甲烷承諾》，但堅持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的指導下，自主制定并實施甲烷控排行動與目標。自2023年中國發布《甲烷排放控制行動方案》以來，相關進展持續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因此，本文基于甲烷排放現狀，分析甲烷控排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厘清甲烷控排國際博弈的本質內涵，聚焦甲烷控排相關的重要國際談判與協議，剖析“逆全球化”（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沖擊對其影響，進一步闡釋我國制定甲烷控排戰略的底層邏輯，闡明我國甲烷排放管控思路、全行業甲烷控排行動方向，以及控排技術與措施體系構架等戰略選擇。

甲烷控排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甲烷控排的必要性

治理對象轉變。長期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減排取得一定進展，但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仍持續上升，迫使全球氣候治理尋求新的突破口。甲烷作為重要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結構中的占比顯著低于二氧化碳。例如，2023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中，74%來自二氧化碳，19%來自甲烷，其余來自氧化亞氮（N₂O）、含氟氣體（F-gases）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并且，甲烷在大氣中壽命約10—12年，僅約為二氧化碳的1/10，而其在100年尺度下的增溫潛勢（GWP）約為二氧化碳的28—30倍，尤其在20年尺度下則約84—85倍。因此，學界普遍認為甲烷控排是短期內抑制全球變暖的關鍵突破口。

低甲烷化生產轉型。能源和農牧業系統是中國甲烷控排的重點行業，在2021年我國甲烷排放總量6 064.5萬噸中分別占比46.4%和33.2%。在全球氣候治理要求與國內“雙碳”目標驅動下，必須推進低甲烷化生產轉型，有必要采取2點措施：推動能源生產低甲烷化轉型。中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特征所形成的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生產和使用結構，短時間內難以完全改變。在確保能源安全前提下，降低煤炭開采的甲烷排放強度是能源系統低甲烷化轉型的必然選擇。促進農牧業生產低甲烷化轉型。動物腸道發酵、動物糞便管理和水稻種植是農牧業甲烷主要排放源，分別占農牧業活動甲烷排放總量的47.4%、15.5%和36.5%，是較長時間內科學攻關的主要領域。

多重效益并存：協同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環境效益。推動甲烷與揮發性有機物（VOCs）協同控排，能夠降低大氣氧化過程中近地面臭氧濃度。同時，甲烷控排能夠提升大氣氧化能力和氮氧化物清除能力，對改善大氣環境質量具有積極作用。甲烷資源化利用的經濟效益。開展甲烷資源化利用有利于開拓潛在市場。對于能源行業，煤層氣（煤礦瓦斯）抽采利用，以及油氣開采及運輸過程中逃逸天然氣、火炬氣、伴生氣等回收利用途徑，可替代天然氣、用作化工和制氫原材料；對于農牧業，畜禽糞污和農作物秸稈資源化利用有助于實現循環經濟模式；對于廢棄物處理，通過工業廢水回收甲烷氣體、廢棄物厭氧發酵產甲烷等利用途徑，可避免農作物減產并實現沼氣發電。規避煤礦重特大瓦斯事故發生的安全效益。煤礦安全生產伴隨瓦斯爆炸隱患，由于其爆炸破壞性強、經濟損失大、死亡人數多等特點，嚴重威脅煤礦安全生產，特別是低濃度瓦斯區域往往頻發安全事故。

甲烷控排的緊迫性

甲烷減排任務重大。全球大氣甲烷濃度持續上升，加劇氣候變暖風險。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大氣甲烷年平均濃度已從工業化前（1750年）約0.515 mg/m³，持續攀升至目前的1.373±0.001 mg/m³，即約為工業化前水平的266%。相關研究顯示，大氣甲烷濃度增加導致的有效輻射強迫為0.49 W/m²，對全球平均地表溫度上升貢獻約0.31℃。當前全球甲烷控排治理機制尚不健全，相關國際政策協調與技術合作仍不充分，特別是在能源、農業等重點領域，經濟高效的減排路徑仍在探索之中。作為全球甲烷排放量較大的國家之一，中國高度重視甲烷減排工作，但與此同時亦面臨特殊的挑戰。囿于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及技術能力等因素影響，中國推進甲烷減排受到經濟成本、技術適用性等多重制約，短期內實現大規模減排的難度較大，相關綜合性問題亟待系統解決。

圖1 1983—2025年全球大氣甲烷月平均濃度變化趨勢

圖片來源于Global Monitoring Laboratory

科技創新滯后。當前國內外科技布局高度聚焦于二氧化碳，而對甲烷的源匯機制、監測技術、減排路徑等研究存在一定滯后，導致甲烷控排技術需求顯著大于供給，不僅是制約國內高效甲烷減排的嚴峻挑戰，亦是搶占國際核心技術主導權的重要契機。 甲烷監測與核算技術缺乏。中國高精度甲烷排放監測裝備大多依賴歐美進口，迫切需要自主研發甲烷監測技術與裝備。國際與國內甲烷排放清單數據存在一定差異，亟須構建基于“觀測—模型—清單”閉環驗證的先進技術體系，提升甲烷排放核算的時空分辨率和準確性。煤礦瓦斯濃度梯度分級利用技術體系初步搭建。從技術成熟度來看，越低濃度甲烷的回收利用難度越大。首先，煤層氣及高濃度瓦斯（甲烷體積分數≥30%）回收利用技術成熟度較高，但亟須開發高效的氧氣脫除、甲烷提濃/提純等技術，以提升技術成熟度與技術經濟性。其次，甲烷濃度介于8%—30%的煤礦瓦斯，由于包含甲烷爆炸極限，對其開采利用關鍵技術挑戰集中在安全、經濟與高效回收等方面。最后，處于1%—8%濃度的煤礦瓦斯主要缺乏安全可靠的甲烷提濃富集技術。特別是濃度<1%煤礦乏風瓦斯，因其風量大、濃度低、波動大、利用效率低等特點，更不易處理，是中國甲烷控排的重點。畜牧業及廢棄物處理先進減排技術欠缺。該兩部門甲烷排放均表現為來源廣、影響因素多、區域差異大等特點。畜牧業亟須遺傳選育高產低甲烷排放品種技術、添加飼料補充劑、沼氣綜合利用技術等技術創新。廢棄物處理行業亟需高效節能污泥厭氧消化技術、垃圾填埋氣回收利用等技術創新。

國際競爭加劇。2021年，“全球甲烷承諾”提出后，發達國家陸續發布甲烷減排行動計劃，力爭前瞻戰略布局，搶占國際甲烷減排技術制高點。甲烷減排行動倒逼各國提升自身甲烷減排能力，帶動能源、貿易、農牧業等領域制定“去甲烷化”的新博弈規則，然而，部分國家氣候政策出現搖擺，缺乏連續性與穩定性，對全球氣候談判進程及減排共識的達成造成了一定影響。中國作為全球甲烷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圖2），亦是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參與者，亟須加快提升甲烷減排能力與技術水平，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合作，為推進全球甲烷減排作出積極貢獻。

圖2 2010—2019年全球甲烷排放量前6位國家/地區的直接人為排放量及自然和間接人為排放量對比

數據來源于Saunois et al.；圖中比例值由作者計算所得，相關數據可公開獲取與復現

甲烷控排國際博弈的本質內涵與重要協議

甲烷控排國際博弈的本質內涵

甲烷控排國際博弈已成為全球治理和國家外交體系中的重要部分。甲烷控排國際博弈是指在全球氣候治理框架下，世界多方主體本著全球氣候治理的共同目標，基于各參與方所掌握的信息，以與自身利益訴求最一致的策略目標為導向，圍繞全球甲烷控排議題，通過反復且多次協調、談判、競爭、合作及對抗，明確各參與方甲烷控排責任分配劃定、制定甲烷控排競爭合作國際規則、協商資金支持與技術轉移等行動計劃，在既定信息與制度約束下形成最優控排策略組合，即博弈均衡結果。甲烷控排國際博弈能夠使參與方從利益共同體角度出發，對排放權產權不明、減排責任模糊、“搭便車”等問題進行協商與談判，構建多方協同共贏的新型氣候伙伴關系，實現氣候治理、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等多重目標。

甲烷控排國際博弈本質是對國家利益的爭取和維護，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內涵。自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消耗化石能源，排放大量包括甲烷在內的溫室氣體，隨著歷史積累形成持久的溫室效應，理應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對于欠發達地區或部分發展中國家，甲烷控排則意味著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挑戰。伴隨全球氣候治理行動的推進，甲烷控排將成為世界各國提高國家氣候競爭力的重要路徑。

甲烷控排國際談判能否有效協商并達成共識，根本在于權利結構是否平衡。長期以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分歧較大，在甲烷控排議題上同樣難以達成一致。國際氣候談判中，發達國家較傾向于設定具有約束性的減排目標和完成期限，并“一刀切式”要求發展中國家量化減排目標，造成減排責任不公平分配問題，難以實現正和博弈。

甲烷控排的重要國際談判與協議

全球甲烷承諾

2021年11月，在COP26期間，美國和歐盟牽頭起草“全球甲烷承諾”，該承諾基于《巴黎協定》將溫升水平努力限制在不超過工業化前1.5℃以內目標，旨在2030年前實現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水平上至少減少30%，但尚未設定具體減排目標和參與國減排份額。該承諾標志著甲烷控排議題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由邊緣躍升為焦點。

然而，該承諾引起全球南、北方國家在減排責任分配公平性上的深層次矛盾。截至2025年，已有160個國家簽署了該承諾，覆蓋全球經濟80%。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尚未簽署，其原因在于：該承諾未能解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甲烷減排負擔的公平分配問題；發達國家在財政上支持發展中國家適應和緩解氣候變化的承諾仍未兌現，造成信任赤字；避免發達國家以“共同目標”名義實行單邊主義制裁，壓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

《格拉斯哥聯合宣言》

同在COP26期間，中國與美國聯合發布《中美關于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China-US Joint Glasgow Declaration on Enhancing Climate Action in the 2020s），旨在通過中美合作加速全球氣候行動以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中美在甲烷控排上達成共識，并計劃在甲烷排放測量、管控政策等方面展開合作。鑒于美國已宣布甲烷減排行動計劃，中國在該宣言中首次承諾在國家自主貢獻之外，制定一份全面、有力度的甲烷國家行動計劃，并爭取到21世紀20年代取得顯著效果。

該宣言標志著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打破僵局，彰顯了雙方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作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與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在甲烷控排等氣候變化議題上暫時擱置利益分歧，共同采取行動，這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具有深遠影響。

《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

2023年11月，中美雙方進一步發布《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U.S.-China Sunnylands Statement on Enhancing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risis），“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作為主題之一被納入中美“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該聲明表示中美兩國將啟動技術性工作組合作，開展政策對話、技術解決方案交流和能力建設；并承諾在各自國家甲烷行動計劃基礎上，制定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的減排目標。

該聲明標志著中美兩國將在甲烷控排方面展開務實合作，同時，該合作亦為全球南、北方國家間展開對話和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機。盡管兩大利益集團在合作上取得進展，但仍存在諸多隱患，如：美國無端指責并加征進口關稅等行為，嚴重挫傷了我國良好合作的意愿；美國特朗普政府肆意退出《巴黎協定》，未來美國是否能真正落實甲烷減排行動亦充滿不確定性。

《全球脫碳加速器計劃》

2023年12月，在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迪拜氣候峰會期間，大會主席蘇爾坦·賈比爾啟動《全球脫碳加速器計劃》（Global Decarbonization Accelerator, GDA），旨在加快能源轉型和大幅減少排放，主要包括未來能源系統規模迅速擴展、當今能源系統迅速脫碳、甲烷和其他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行動等三大支柱。其中，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旨在納入國家甲烷行動計劃并獲得基金資助，該主題還設有“全球制冷承諾”（Global Cooling Pledge），目標到2050年前將制冷相關的排放量減少到較當前水平的68%。該承諾標志著制冷行業溫室氣體管控首次被納入國際氣候談判議題。

目前已有60余個國家簽署該承諾，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并未簽署。實際上，中國并不是否定該計劃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大意義，而是堅持根據自身國情和發展階段制定切實可行的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策略。

 甲烷減排伙伴關系路線圖

2024年11月，在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巴庫峰會上甲烷減排議題成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積極響應的關鍵議題之一。歐盟委員會于峰會期間啟動“甲烷減排伙伴關系路線圖”（Methane Abatement Partnership Roadmap），該路線圖基于歐盟聯合發達國家在COP27上發布的《能源進出口國關于減少化石能源溫室氣體排放聯合宣言》，通過在化石燃料進出口國之間建立具體行動路線和合作框架，最大程度加速石油和天然氣生產、消費過程中的甲烷減排，助力實現“全球甲烷承諾”目標。同時，該路線圖響應COP29集體量化資金目標（NCQG），倡導美國拜登政府兌現“甲烷融資沖刺”（Methane Finance Sprint）超過10億美元資助承諾，以及世界銀行“全球燃除和甲烷減排伙伴關系”（GFMR）2.55億美元資金投入，鼓勵相關組織、運營商及私人投資者提供甲烷減排財務支持。

該路線圖表明發達國家將以化石能源甲烷減排為切入點，率先形成合作伙伴關系。相較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更有能力亦更傾向于較早制定明確的減排進度時間表、投資計劃和所需人力資源。發達國家通過加強衛星、無人機等遙感技術的投入，將大幅提升甲烷排放監測、報告與驗證系統（MRV）的高精度與準確性，進一步實現國際領先。發達國家持續推動“石油和天然氣甲烷伙伴關系2.0”（OGMP 2.0）建設，預計將在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展示首批伙伴關系示例。在國際氣候治理格局僵持的背景下，該路線圖將使發達國家在全球甲烷減排領域率先制定前瞻性國際減排部署，躋身主導地位，也將迫使發展中國家在甲烷減排措施和技術應用上承受更大壓力。

綜上，自COP26“全球甲烷承諾”提出以來，國際社會對甲烷減排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已達成共識，并在推動農業、能源和廢棄物等重點部門的甲烷減排上取得了一定進展。中美兩國在《格拉斯哥聯合宣言》和《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上達成一致，為全球南、北方國家之間搭建多邊合作平臺釋放出積極信號，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設定約束性甲烷減排目標、減排責任分配以及減排技術、資金支持等焦點問題上的分歧依舊顯著，短期內難以彌合，這也將是COP30亟待解決的核心議題之一。

“逆全球化”沖擊下的甲烷控排國際博弈

“逆全球化”沖擊下的全球氣候治理不確定性

“逆全球化”與全球化過程相悖，呈現全球性國家封閉，終止自由貿易，阻礙文化交流，割裂國際協同發展，造成國際體系碎片化。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逆全球化”沖擊主要源于發達國家和地區，以美國反復退出《巴黎協定》為重要標志，對國際合作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造成深度打擊。

美國搖擺不定的氣候策略與行動加劇全球氣候治理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 背離公共利益的氣候政策立場。在能源獨立戰略目標驅使下，無論大力推動傳統化石能源的共和黨，抑或擁護綠色清潔能源的民主黨，兩者雖在能源政策理念上存在差異，但在氣候治理上的底層邏輯均為是否威脅美國能源安全、是否阻礙美國能源主導優勢、能否有利于美國全球霸權穩定。奧巴馬政府出于氣候變化削弱美國經濟、威脅國家安全的考量，采取較為積極的氣候變化政策；拜登政府旨在建立以美國為核心領導力的國際多邊氣候治理體系；然而，特朗普政府稱氣候變化為阻礙“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戰略，并多次質疑氣候變化議題的真實性，特別在其二次執政后抵制氣候政策的消極態度達到極致。推動“逆全球化”的氣候政策行動。小布什政府以“影響美國經濟”“發展中國家應承擔減排義務”為由，于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以《巴黎協定》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公平負擔”為由，宣布啟動退出程序，該退出于2020年正式生效，而在其二次執政的2025年，特朗普政府再次宣布美國將退出《巴黎協定》，符合其充分利用傳統化石能源的戰略意圖；拜登政府致力于確保美國在全球清潔能源領域處于領先地位，雖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扭轉美國氣候政策國際信任赤字，但在資助發展中國家氣候適應上模糊投融資數額，并附加諸多不公平條件。違背氣候承諾的保護主義傾向。美國在全球化發展進程中暴露出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國債利率倒掛、貧富差距難以彌合等負效應，使美國經濟陷入停滯、趨于下行，由此加大征收進口產品碳關稅、設置貿易壁壘等力度，推卸自身減排義務，加劇全球氣候治理失靈風險。

此外，歐盟、新興經濟體等參與方氣候談判角力，亦是影響全球氣候治理格局走向的重要變量。由于發達經濟體甲烷排放總體已跨越達峰階段且呈下降趨勢，歐盟與美國均熱衷于設置更為嚴格的減排標準，旨在掌握規則制定、標準設定與定價機制形成的主導權。區別于美國，歐盟則積極通過多邊合作來推進全球甲烷減排，如：2020年發布《歐盟甲烷減排戰略》提出建立與中日韓三國的買家聯盟，謀求建立全球統一的甲烷MRV體系；2024年啟動“甲烷減排伙伴關系路線圖”，加強與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化石能源進出口國在甲烷減排上的合作。由于新興經濟體甲烷排放仍未呈現達峰狀態或趨勢定型，且出于經濟發展考量，其在制定具有約束性減排目標上高度謹慎，更致力于加強自身控排能力建設，扭轉被動局面。盡管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等為主的新興經濟體尚未簽署GMP，但其控排態度積極，控排戰略框架雛形初現，實質性控排行動持續推進。例如，印度啟動了2030年前2000萬頭奶牛甲烷排放減少30%計劃等。

總之，“逆全球化”沖擊下，破解全球氣候治理不確定性的關鍵在于：發達經濟體能否提升多邊合作包容度和氣候變化承諾可信度，以及新興經濟體能否增強自身氣候適應能力建設并搭建合作網絡、聯盟機制。

甲烷控排國際博弈在“逆全球化”沖擊下的發展趨勢

就國際社會而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氣候競合博弈將更為復雜，主要表現在：氣候博弈態勢與地緣政治之間互饋關系凸顯。甲烷控排既是環境責任的體現，又是重塑地緣政治秩序的戰略抓手。囿于甲烷控排的全球氣候治理尚未成熟，對甲烷控排技術與資金的率先掌握將有力提升大國競爭實力和影響力，也并不排除個別發達國家借此設置貿易壁壘、技術壟斷及資源爭奪的可能。同時，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亦將進一步加大氣候談判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阻礙全球南、北方國家通力合作，威脅全球氣候安全。氣候資金集體量化目標落實受阻，技術轉移推進受限。美國經濟面臨衰退風險，故其力求擺脫全球氣候治理造成的經濟損失，通過退出《巴黎協定》逃避兌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承諾。同時，由于缺乏技術轉移的硬性要求和規則，先進技術擁有國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往往限制技術流通，亦將無法實現國際博弈最優結果。驅動各國甲烷減排的自身能力建設。當前，甲烷控排是全球氣候治理的新賽道，雖然“逆全球化”沖擊弱化了國際氣候變化合作，卻在一定程度上驅動各國聚焦自身甲烷減排基礎科學研究，研發甲烷減排/消除、資源化利用等核心技術，是構建國家氣候治理話語權的重要機遇。

就中國而言，在“中美脫鉤”趨勢下的中美氣候競合博弈將更為嚴峻。氣候談判博弈的背后是國家綜合國力的角力，而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和甲烷排放大國，中國和美國主導力消長將深刻影響國際氣候博弈態勢及演變趨勢。根據上述重要國際談判與協議，中美兩國在氣候領域合作曾達成積極共識并取得重要進展，但特朗普政府宣布二次退出《巴黎協定》扭轉了原本互利共贏的中美兩國合作局面。面對多邊合作機制遭受破壞帶來的不確定性，中國將致力于維護公平公正的甲烷控排國際規則，高度警惕美國對華政策走向，防范美國借“回歸全球氣候治理”為由鞏固單邊主義霸權的可能，同時，在被動參與向主動引領轉型中，明確戰略定位，穩固戰略定力，保持戰略耐心，持久應對氣候談判中的摩擦與分歧，積極拓展甲烷控排的多邊國際合作，為全球甲烷排放管控貢獻力量。

中國甲烷控排的戰略分析

中國甲烷控排面臨的挑戰

能源安全與糧食安全面臨雙重威脅

中國當前仍需要一定的甲烷排放控制空間，以平衡經濟高質量發展與能源、農牧業兩大系統低甲烷化轉型（圖3和4）。一方面，中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不可避免伴隨一定程度的甲烷排放。2021年，中國能源活動甲烷排放量2816.5萬噸，以煤礦開采與利用產生的甲烷排放量為主，即占能源活動甲烷排放量約89%、占全國甲烷總量35%以上。另一方面，在確?！翱诩Z自給率在100%以上、谷物自給率穩定在95%以上”的新糧食安全觀下，中國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同時，居民膳食結構升級導致高品質肉類需求的增加，都將促使農牧業甲烷排放量持續處于平臺期，亦存在拔高的可能。

圖3 2023年中國、美國、歐盟甲烷排放結構分部門對比

數據來源于全球大氣研究排放數據庫（EDGAR）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庫（2024年）。各部門甲烷排放量及比例值為作者計算所得，相關數據可公開獲取與復現（下同）

圖4 1970—2023年中國分部門甲烷排放量演變趨勢

排放數據基礎與監測體系薄弱

中國甲烷控排較為滯后，缺乏自主的甲烷監測技術與設備、甲烷排放核算方法與體系等。掌握高質量甲烷排放數據是制定具體控排時間表、路線圖和施工圖的關鍵基礎，亦是在國際氣候談判中避免信息不對稱、爭取公平協議的重要前提。中國現有的國家、省級尺度甲烷排放清單編制在一定程度上依賴IPCC方法學，缺乏高精度本地化、全部門甲烷排放因子和活動水平數據及實地觀測排放通量數據庫，造成國際機構甲烷排放數據集與本國清單數據間存在偏差。同時，在衛星遙感監測大氣甲烷濃度方面，美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擁有顯著競爭優勢。美國與新西蘭聯合開發的甲烷衛星（MethaneSAT）旨在公開高分辨率全球甲烷排放數據。該衛星于發射1年后失聯，這意味著高精度監測技術和數據共享仍是未來氣候治理中的重大挑戰和國際博弈的發力點。此外，加拿大溫室氣體排放監測公司（GHGSat）計劃到2026年發射9顆甲烷監測衛星，這不僅體現出發達國家意圖引領全球甲烷減排行動的雄心，還將倒逼尚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加快衛星甲烷監測體系建設和反演研究。

甲烷控排技術與措施亟待提升

煤礦瓦斯分級回收利用技術體系不健全。缺乏煤礦瓦斯分濃度梯級利用一體化集成示范，需加速推動煤礦低濃度瓦斯與風排瓦斯自愿減排項目落地。對于甲烷濃度較高的煤層氣或煤礦瓦斯，現有技術能夠實現燃料、供熱及發電利用，并已開展部分甲烷轉化中試工作，但缺乏工藝成熟、安全可靠、經濟可行的甲烷高值轉化技術。對于甲烷濃度較低的煤礦瓦斯，由于處于爆炸范圍的特點，在確保煤礦生產透明化、智能化、減災化、健康化、低碳化的前提下，其關鍵技術挑戰在于提高低濃度、稀薄煤層瓦斯的提濃富集及催化消除工藝技術。作為現階段超低濃度（乏風）瓦斯消除的主流技術，蓄熱式氧化技術存在能耗高、效率低、依賴復雜換向流反應器等短板，因此亟待研發兼具高效消除與經濟可行性的換代技術。

農牧業甲烷控排技術滯后。當前農牧業甲烷控排技術處于試驗階段，面臨技術創新、應用推廣等挑戰。我國動物腸道發酵甲烷排放量大、區域差異大、收集難度大等特點，導致控排技術應用范圍受高昂成本所限。動物糞便甲烷排放主要以沼氣工程回收后以沼渣沼液還田，但適用范圍局限于大型養殖場，而堆肥還田、糞污收集、貯存及運輸工藝仍較傳統，甲烷控排效率較低。水稻種植甲烷控排方面，節水灌溉模式、科學施肥、高產低排品種選育、甲烷抑制劑等水稻甲烷控排高產技術處于研發和推廣階段；水稻品種方面，再生稻甲烷控排技術與控排機理有待深入研究。

甲烷控排資金需求亟待保障

氣候資金缺口亟待填補。發達國家于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峰會（COP15）首次承諾到2020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到COP29，發達國家進一步承諾在2035年前資助氣候資金提升至3000億美元，但對具體氣候資金范圍、核算方法等關鍵議題采取模糊策略，以“氣候投融資”混淆“氣候資金”概念，增加博弈信息不對稱，巨大資金缺口問題無實質性進展。對于我國而言，2016—2030年中國實現國家自主貢獻總資金需求約為55.95萬億元，年均約3.73萬億元，每年約有36%的資金缺口。隨著氣候治理重點逐步向甲烷過渡，彌補氣候資金缺口是中國甲烷控排亟待破解的難題。

政府資金扶持力度欠佳。在甲烷控排初期階段，技術研發與推廣阻力較大、經濟動力不足，政府資金扶持甲烷控排尤為關鍵。低濃度瓦斯資源化利用技術、乏風瓦斯大規模消除技術等研發難度大、技術經濟性差，現階段企業技術創新績效需依托研發資金投入。農業生產甲烷控排技術推廣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要經濟來源，加大政府財政壓力。

甲烷控排政策體系亟待構建

2023年，生態環境部等11部門聯合發布《甲烷排放控制行動方案》明確提出，“十四五”期間初步建立甲烷排放控制政策體系、“十五五”期間進一步完善該體系的目標，為我國落實重點領域甲烷管控任務與措施指明方向。但總體上，甲烷控排政策設計仍存在諸多挑戰，迫切需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充分考慮設置特定的甲烷控排立法體制、跨地區協同治理、跨行業減污降碳、碳市場交易機制、社區和民眾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等。此外，還需考慮甲烷控排政策實施的障礙性因素、政策實施效果評估等，從而篩選和優化高效的政策工具。

中國甲烷控排戰略的底層邏輯

中國作為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創新全球治理理念、積極貢獻中國方案、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中國簽署并忠實執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及《巴黎協定》，表明中國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承擔責任的意愿。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中國作出“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大戰略決策。同時，中國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工作，持續發布和更新一系列甲烷控排政策文件與國家排放清單等（表1）。此外，自2016年以來，中國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并動員項目資金超過1770億元人民幣以支持應對氣候變化，展示負責任大國擔當。

頂住外部壓力，構建中國國際話語權。國際氣候變化談判趨于政治化，成為各國爭奪國際話語權、搶占主導地位的新平臺。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背后是政治利益博弈，也是個別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已有國際領先地位，意圖通過主導和控制國際氣候談判進程和方向來重構國際競爭規則，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規則建構中的話語權。一些發達國家所承諾的減排目標往往附帶前提條件，要求本應自愿減排的發展中國家承擔強制減排義務，導致國際氣候談判無法達成共識甚至形成對立。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長期施壓和限制，中國旨在提升在國際氣候治理中的國際制度性話語權和國際輿論性話語權，最大限度地從科學技術上贏得國際氣候與環境外交的主動權，避免受制于發達國家主導下國際社會不公平分配的強制減排目標，倡導發展中國家制定符合自身國情和發展需要的甲烷自愿減排行動方案，努力促使國際氣候談判朝著真正有助于遏制全球氣候變暖的方向發展。

克服內部困難，破解自身發展剛性約束。相比于許多發達國家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甲烷減排上已取得顯著進展，中國在控制甲烷排放方面起步較晚，目前針對甲烷控排雖然已經制定專門政策性文件，并明確重點領域甲烷控排的主要目標和重點任務，但無論是甲烷排放基礎數據監測與清單編制，抑或是甲烷治理技術與規?；瘧?，多處于初期試驗、探索階段。中國以煤為主的化石能源資源稟賦、歷史悠久的稻作農耕文化等特征，使其在推進甲烷控排進程中，面臨能源結構與農業結構低碳轉型的技術制約。因此，在尚未掌握經濟性好、成熟度高、推廣規模大的甲烷控排技術下，中國堅持謀定而后動，科學、謹慎制定甲烷減排目標，同時，力圖因地制宜發展顛覆性技術創新、配套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從而扎實推進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破解潛在的甲烷控排路徑依賴。

表1　2007—2025年中國甲烷控排政策演進

中國甲烷控排的戰略選擇

明確中國甲烷減排目標

2024年11月，COP29世界領導人氣候行動峰會上，我國明確提出：“中方將提交覆蓋全經濟范圍、包括所有溫室氣體的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5年4月，氣候和公正轉型領導人峰會上，我國進一步承諾將于COP30前宣布該國家自主貢獻目標；2025年9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我國鄭重宣示：“到2035年，中國全經濟范圍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爭做得更好”。首次將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納入總量控制范圍，明確未來10年排放絕對下降目標，彰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堅定決心和責任擔當。

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發達國家應承擔甲烷排放歷史責任?！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明確規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旨在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實際排放量的巨大差異。當前氣候變化問題的形成與發達國家歷史累計排放密不可分，中國依舊秉持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強調發達國家應承擔義務減排責任，率先采取務實的甲烷減排行動，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能力建設等支持。

推動甲烷自愿減排路徑

發展中國家應根據各自能力原則自愿減排。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面臨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甲烷減排的挑戰。囿于缺乏治理甲烷排放的資金基礎，發展中國家應首先聚焦于經濟發展。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強調根據各國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能力，合理分擔減排責任，制定靈活、漸進的甲烷減排目標，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平衡發展，推動更加公平和務實的全球氣候治理。

此外，動態統籌“自上而下”決策模式與“自下而上”治理模式，從而推動甲烷自愿減排行動。一方面，中央政府應兼顧當前實際與長遠發展，發揮牽引作用。強化甲烷減排頂層設計，構建甲烷減排利益共同體，協調各地方經濟發展剛性需求與彈性減排目標，完善激勵與約束機制。另一方面，國家戰略在地方先行先試?；诩淄榕欧艆^域異質性特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設置階段性靶向減排目標，培養區域競爭優勢，發揮市場機制作用，鼓勵企業開放式創新，實施利益補償和爭端調解機制，從而促進利益相關者自主、自愿、自發采取甲烷減排措施。

執行具有可操作性的甲烷控排措施

技術措施。對于甲烷排放核算與監測技術，應加快構建全行業、動態的高分辨率甲烷排放因子和活動水平數據庫，提升排放數據本地化水平，結合實地觀測等方法補充統計年鑒中尚未包含的甲烷排放源數據，如冬水田休田期排放數據等；建立“天空地一體化”甲烷立體監測體系，“自上而下”遙感反演法與“自下而上”清單核算法雙向耦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提升數據準確性、連續性、可比性。對于甲烷減排與資源化利用技術，應重點發展全濃度梯度煤礦瓦斯控排和資源化利用技術，開發高效、穩定、低成本催化/分離材料，特別需要開展兼顧安全性和經濟性的低濃度、稀薄煤層氣/固廢甲烷分離提濃工藝技術、催化消除技術及資源化轉化技術，亦要加強廢棄礦井瓦斯治理；加快形成農業綠色低甲烷化生產生活方式，研發水稻甲烷低排高產技術，推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采取種養結合模式，加強畜禽廢棄物無害化處理與資源化利用以及秸稈綜合利用，實現立體循環農業、分布式農業；構建廢棄物資源化循環利用技術體系，應用高效節能污泥處置技術，建設大型集約化和有利于資源循環利用的現代化填埋場，發揮應急兜底和保障作用。對于“不得不排放”的甲烷，應轉化成化工產品或采取碳捕集-利用-封存（CCUS）等技術進行消除。同時，加強技術風險評估及全生命周期碳足跡評估，為技術選擇提供理論依據。

財稅措施。 對于國際氣候資金缺口，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氣候資金議題，督促和引導談判參與方界定氣候資金概念、內涵、范圍，明晰全球統一的氣候資金核算方法，優化多邊氣候資金機制及不同機制間協調聯動，敦促發達國家盡快落實氣候資金集體量化目標承諾，督促發達國家給予充分回應。 對于國內控排資金扶持，應積極與國際接軌，通過綠色金融助推低甲烷化生產轉型，擴大我國氣候投融資規模，適度調整其結構，同時，推進甲烷減排納入氣候投融資并開展試點建設；根據甲烷減排濃度、減排體量、技術經濟性、技術成熟度等制定階梯式稅收與補貼政策，推動企業低甲烷化轉型，提升低甲烷化生產預期收益，同時，最大限度支持顛覆性技術、創新技術等研發、成果轉化及規?；瘧?，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完善甲烷自愿減排交易機制，推動更多甲烷控排項目納入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

行政措施。對于國際甲烷控排合作，積極推動高效多邊合作平臺建設，同時，高度警覺西方國家以“共同目標”名義構建不公平合作框架、轉嫁其減排責任；推進甲烷控排資金支持、技術轉移、能力建設以及政策層面的深度合作，開展海外示范項目，加強科研機構國際交流，促進優質綠色技術和產品自由流通；以參與方廣泛性、控排行動范圍全面性及行動力度為考量，協同“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國際合作模式，深入探討防倒退機制，降低合作的不確定性。對于國內甲烷控排政策體系構建，明晰甲烷控排政策目標，加強政策體系框架，甄別政策實施潛在障礙，確定政策效果評估方法與評估指標體系，比較政策目標與實施成效差距，評估政策目標受眾滿意度，通過信息反饋、學習機制等，促進中央決策層采取必要的政策干預；構建中央與地方政府甲烷控排政策協同機制，完善政策工具箱，考慮政策行動者之間策略互動，加強引導跨地區、跨行業協同治理，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加強甲烷控排立法保障。

總結與展望

甲烷控排于COP26作為獨立議題首次被納入國際氣候談判范疇，逐漸成為氣候變化國際博弈的焦點議題。然而，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南、北方國家在甲烷減排責任分配、技術轉移及資金支持等方面上的分歧，導致國際博弈陷入僵局，特別是以發達國家為首的國際社會對發展中國家甲烷控排戰略邏輯的誤解，違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打擊國際氣候治理深度合作，阻礙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有效推進。本文提出當前甲烷控排國際博弈的本質內涵是國家利益的爭取和維護，表現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權競爭，系統分析甲烷控排的重要國際談判與協議以及中國立場，闡釋中國在應對國際甲烷減排壓力下的挑戰與機遇，并從國際、國內維度剖析中國甲烷控排戰略底層邏輯在于對外構建國際話語權、對內破解自身發展剛性約束，基于此，論述中國甲烷控排戰略選擇的目標、原則及路徑，并從技術、財稅和行政角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甲烷控排措施，助力我國在甲烷深度減排領域打造競爭優勢，引領世界各國甲烷控排工作，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

（作者：蘇子旭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研究生?！吨袊茖W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