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商業航天作為國家航天強國戰略的重要支撐，既是激活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更是重塑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變量，其戰略價值貫穿國家安全和發展全局。從國家戰略維度看，2024年商業航天作為“新增長引擎”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標志著其已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構建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性產業，是響應國家戰略使命、推動產業鏈升級的重要力量。從全球競爭維度看，商業航天是爭奪頻軌資源、制定國際規則的戰略高地，其發展速度與質量決定了我國能否在有限窗口期內突破國際巨頭的資源壟斷，直接影響我國在太空經濟中的布局與地位，是贏得未來全球競爭主動的關鍵所在。

近年來，在技術創新、資本賦能、產業牽引和政策引導的多重驅動下，我國商業航天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技術層面，智能制造生產線、火箭回收技術、天基計算等關鍵領域不斷取得突破。資本維度，資本市場關注度和投入力度顯著提升，商業航天投融資金額已從2015年的11億元躍升至2024年的341.3億元。產業布局，商業航天企業數量已超500家，覆蓋火箭研制、衛星制造、應用服務等全產業鏈環節，并催生出太空制造、太空農業等太空經濟新業態，商業航天行業產值從2010年的1萬億元增長至2024年的2.3萬億元。政策方面，2024年升格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各省份跟進出臺專項扶持政策，為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保障。

然而，當前我國商業航天發展仍面臨“喜憂參半”的緊迫形勢。國際上看，頻軌資源被先發國家飽和布局、國際規則由頭部企業主導、全球市場向巨頭集中，中國在全球格局中處于相對被動地位。與此同時，國內雖有國家戰略使命牽引、產業鏈升級需求、新興應用場景機遇，但區域同質化競爭嚴峻、核心技術突破不充分、應用場景拓展不足、投融資體系不完善、法規政策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凸顯，嚴重制約產業發展進程。在全球太空經濟競爭加劇與國內發展需求迫切的雙重背景下，如何突破瓶頸、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商業航天產業生態，成為推動其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命題?；诖?，研究團隊通過組織交流座談會、發放調研問卷、實地參觀考察等方式，對10余家航天國企、民企及相關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展開調研，調研內容聚焦供應鏈國產化、技術瓶頸突破、市場與區域格局等關鍵問題，同時深入探討航天領域的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等重要議題，并密切關注中國智能衛星集群、先進無人機等前沿技術發展動態。本文基于調研資料，系統剖析國內外商業航天發展的緊迫形勢，精準識別制約產業發展的主要瓶頸與挑戰，進而提出推動中國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路，旨在為擺脫行業困境、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參考。

“喜憂參半”的緊迫形勢：激烈的國際競爭與難得的發展機遇并存

當前，我國商業航天正處于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戰略“十字路口”——嚴峻的國際競爭疊加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需求，驅動和支撐我國商業航天加速發展。具體而言，國際巨頭的資源搶占與規則主導，對我國造成“高位壓制”。這種被動局面深刻揭示了缺乏自主可控的核心能力與全球話語權，我國商業航天便難以實現真正的“商業化”跨越，只能在既定規則下被動跟隨。為了突破封鎖、扭轉被動，我國政策支持迅速落地，為產業發展創造時間窗口；與此同時，產業需求持續擴大，市場空間不斷拓展，并催生更多應用場景。因此，國際競爭的“憂”與國內機遇的“喜”共同作用，將外部挑戰轉化為內部創新的直接動力，將政策與市場的有利條件轉化為可持續的商業模型與核心競爭力。在此過程中，亟待構建依靠技術創新、成本控制和市場應用驅動的高質量發展路徑，將眼前的緊迫形勢轉化為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決定性優勢。

國際激烈競爭的緊迫形勢

國際巨頭頻軌資源的飽和布局擠壓中國星座組網窗口期。軌道和頻譜是太空經濟的核心戰略資源，國際電信聯盟（ITU）的“先登先占”原則引發全球范圍內頻軌資源的激烈爭奪。根據相關規則，中國需在14年內完成星座組網，發展窗口期極為緊迫。截至2025年8月，美國憑借先發優勢通過“星鏈”（Starlink）計劃已部署超9000顆衛星，占據大量優質頻段資源，對后發國家形成顯著擠壓。中國雖規劃部署“千帆星座”“國網星座”等萬星星座計劃，但截至2025年11月，這2個星座累計發射僅230顆（圖1）；同時，部分新建發射場受限于審批流程復雜性與安全評估要求，暫未獲得建設許可，進一步影響星座組網進度。這種差距不僅削弱短期市場競爭力，更可能因資源卡位劣勢而制約長期發展。若不能加快組網，中國或面臨優質資源被壟斷風險，直接影響衛星互聯網等戰略項目的全球布局。

先發者主導的國際規則致使中國產業發展陷入被動。中國商業航天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過程中，面臨規則制定話語權不足與市場拓展受限的雙重挑戰，直接制約了中國企業的國際市場準入。在技術標準受制于人的局面下，企業難以構建自主的“技術—標準—市場”閉環，在全球太空經濟價值鏈中只能被動跟隨，嚴重制約商業化與產業國際化進程。技術標準方面，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可復用火箭測試標準由美國SpaceX公司主導制定。這種先發者主導的規則體系，使中國在技術推廣與市場準入中天然處于被動地位。市場擴展方面，美國通過《阿爾忒彌斯協議》（Artemis Accords）等，為私人實體開展月球及小行星資源開采構建法律框架并組建國際聯盟，持續強化對未來太空經濟制高點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中國提出的國際月球科研站倡議影響力相對有限。

全球市場向頭部企業集中加劇中國市場的拓展困境。以SpaceX為代表的美國企業通過模式創新，將競爭維度從技術創新轉向商業生態層面，并憑借生態優勢形成壟斷，使中國在太空互聯網、數據服務等全球市場拓展中被迫邊緣化。目前，SpaceX公司已占據全球商業發射市場約80%的份額，而中國相關企業的業務主要集中于亞非地區。市場準入壁壘方面，歐美國家嚴格限制向中國出口衛星技術及相關產品，《沃爾夫條款》（The Wolf Amendment）更直接禁止中美航天合作。即便在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國企業仍面臨競爭對手的政治擠壓，如尼日利亞、菲律賓等市場已被美國企業搶占；加之中國技術標準與國際接軌程度不足、核心零部件進口受限，市場競爭劣勢明顯。應用市場競爭方面，商業航天多領域應用能力是國際競爭的關鍵，領先國家正加速將先進技術轉化為多領域優勢，構建全方位應用生態。例如，美國SpaceX公司的“星鏈”不僅提供全球互聯網接入服務，還廣泛服務于遙感數據、物聯網、精準農業等領域。中國雖在衛星通信、遙感應用、導航增強等方面有進展，但在全球覆蓋、用戶體驗、商業模式及成本控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國內產業發展的戰略機遇

央地協同強化多維支撐，開啟戰略關鍵窗口期。發展商業航天已上升為關乎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性任務。中央與地方協同發力，通過政策引導、資本賦能、工程牽引等手段，為商業航天發展提供支撐。完善政策體系引導產業布局。國家層面通過《商業航天技術創新專項支持計劃》，提供最高1億元/項目的研發補貼，加速關鍵技術攻關。地方層面積極跟進，北京、上海、海南等10余省份出臺專項規劃，其中上海提出2027年實現年產火箭100發、衛星1000顆的目標。強化資金支撐賦能創新轉化。國家和地方政府通過產業基金、財政補貼等方式強化資金支持，助力企業突破研發與生產瓶頸，加速商業航天技術產業化落地。布局重大工程牽引技術升級。月球與行星探測工程積累的成熟經驗，為商業航天深空探測奠定技術基礎；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強化了我國在全球發射服務市場的競爭力。國家戰略工程與商業航天的協同發展，形成技術外溢與設施共享的良性循環。

產業需求驅動廣闊前景，開辟產業發展新空間。商業航天作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正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活力與廣闊前景，為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新質生產力培育開辟了重要新空間。產業轉型升級為商業航天技術突破提供戰略契機。在制造業升級的牽引下，航天技術的跨領域擴散效應顯著增強。例如，可復用火箭研發對高溫防護材料、高精度導航等跨領域技術的應用需求，促進了相關技術向民用產業滲透與轉化，形成技術創新的乘數效應。多元應用場景規?；涞匦枨篁寗由虡I航天增長。海洋、荒漠等區域對全域通信的需求，推動了低軌衛星星座的組網建設，據預測，至2030年全球相關市場空間將達數千億美元。月球資源開發、太空制藥等太空經濟探索的前沿需求，有望在未來5—10年取得突破性進展，為商業航天產業構建了極具戰略意義的長期增長極。

面臨的主要問題挑戰：生態體系的深刻解析

面對國內外緊迫形勢，必須深刻把握歷史窗口，構筑商業航天生態體系，推動中國商業航天加速發展。從生態體系的整體視角來看，商業航天的健康發展并非依賴于某一環節的突破，而是需要核心技術、應用場景、資本供給與政策制度各要素協同共進、系統耦合。理論上來講，核心技術是產業發展的根本驅動力，決定了體系的演進潛力；應用場景是商業價值閉環的關鍵，定義了市場需求的空間和形態；資本供給是產業擴張的血液，影響著資源配置效率和產業發展速度；政策制度則是協調上述要素的制度基礎，塑造了產業發展的制度環境和創新生態。這些要素相互支撐、彼此制約，共同構成產業發展的基礎環境與內生動力。

然而，我國商業航天生態體系各要素間尚未形成高效聯動的良性循環，整體發展面臨結構性挑戰。具體地，技術代差直接限制低成本規?；渴?，這是與國際領先水平形成差距的根源；應用場景不足則影響資本投入的可持續性，即便技術儲備到位，若場景開放不足、需求挖掘不深，企業也會因缺乏訂單支撐而難以為繼；資本供給的結構性缺陷進一步限制了技術創新和市場培育，僅依賴公共資金難以支撐長周期、高風險的研發與部署，需激活民間資本形成多元持續的支撐體系；政策體系的不完善則直接影響技術轉化、資本信心與場景拓展，阻礙各要素協同發展。因此，必須對商業航天生態體系進行深入剖析，準確識別各環節存在的問題與挑戰，才能明確制約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瓶頸。

同質擴張局部過熱，結構性過剩風險逐漸凸顯

當前，我國商業航天呈現快速發展態勢，但區域同質化競爭問題日益凸顯。數據顯示，全國已有20余個省份出臺商業航天支持政策，其中北京和湖北政策文件分別達125件和99件，陜西和廣東也超過50件（圖2）。政策內容趨同。主要集中于研發補貼、發射獎勵等傳統支持方式，產業園區建設同質化明顯，多數地區均聚焦火箭衛星制造、衛星應用等相同領域，差異化發展不足。區域競爭態勢顯著。例如，《北京市加快商業航天創新發展行動方案（2024—2028年）》旨在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商業航天創新發展高地；《廣州市工業和信息化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建設“中國商業航天第一極”；湖北省武漢市在《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我市航天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中定位“國內一流航天產業發展先行區”。又如，北京、西安、上海、武漢等地均提出要打造千億級規模的商業航天產業集群。這種競爭會有效促進整體發展，但易因同質化和無序競爭導致資源錯配。區域產業失衡。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存在產業協同缺失、資源分散現象。產業要素高度集聚在北京、上海、江蘇、廣州等東部沿海省份，中部地區僅陜西銅川、湖北武漢等少數節點城市有所發展。這種發展模式可能引發結構性產能過剩風險，重蹈光伏等行業無序擴張的覆轍。

關鍵核心技術受制，自主創新根基亟待夯實

關鍵領域技術代差顯著。全球商業航天領域呈現“美國領跑、中歐追趕”的競爭格局，形成技術代差對我國構成持續壓力。在火箭復用次數、發動機推力等核心技術指標上，以及決定商業競爭力的發射成本上，中國企業與美國領先企業間仍存在明顯差距。截至2025年4月，美國SpaceX通過“獵鷹9號”（Falcon 9）實現400次回收復用，其第三代“猛禽”（Raptor 3）發動機單臺海平面推力達280噸。而中國“朱雀三號”一級火箭設計復用次數為不少于20次，目前尚處飛行試驗階段，其搭載的“天鵲-12A”液氧甲烷發動機單臺推力僅約85噸。在發射成本方面，美國SpaceX的成本降至1500—3000美元/千克，中國仍維持在5000—8000美元/千克。同時，材料工藝及精密加工能力仍顯不足，試驗資源緊張也進一步制約迭代效率。這種代差不僅固化了既有技術壁壘，也加劇了后發競爭劣勢。

高端核心部件對進口依賴度高。我國高端核心部件過度依賴進口，推高衛星制造成本，導致規?；a優勢缺失，進而制約衛星產業商業化進程。例如，星載芯片、激光通信模塊等核心部件不僅價格高昂，還可能面臨供應不穩定、技術參數受限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國際技術標準壁壘、外部技術封鎖及專利保護等多重因素，嚴重制約了我國高端核心部件的自主研發進程。

應用場景開發不足，市場生態活力尚未激活

商業化應用場景開發程度有限。傳統衛星市場應用場景的民營企業參與和大眾消費普及的應用場景尚未完全打開，新興太空經濟應用場景尚處于驗證與示范階段。商業發射服務供不應求?；鸺桨嗷\營、常態化發射尚需技術突破，衛星組網發射服務供給不足，星際物流、快速運輸等新興應用場景難以落地。根據調研預測，未來10年全球商業發射市場空間超320億美元，市場潛力巨大。衛星市場應用場景挖掘不夠。衛星市場技術成熟度高、服務對象廣、涉及領域多，但是，我國商業航天的盈利模式目前仍以應急通信、交通物流等傳統業務為主，金融保險、數據服務、資源勘探、精準農業等高附加值應用場景挖掘不充分。實地調研發現，傳統業務在商業航天收入中占比約65%，而高附加值業務僅占約18%。新興太空經濟應用場景探索不足。太空制造、太空制藥、太空資源開采等新興太空經濟領域應用場景尚處探索階段，對民營企業和科研院所的開放程度較低，制約了其技術研發優勢的充分發揮，商業化與應用落地進程緩慢。

新興融合場景的培育機制缺失。政策引導、市場對接、行業協同等方面保障不足，尚未建立起跨領域、跨行業的融合場景培育體系，應用場景仍局限于行業內?？珙I域資源協同機制不健全。產業鏈上下游資源的市場對接與行業應用聯動不足，導致“衛星上天但終端不兼容”問題。同時，新興場景應用落地的資金、硬件、智力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撐和保障存在短板，缺乏融合場景培育試驗載體，高潛力場景難以得到有效驗證和優化?？缧袠I融合培育體系缺失。商業航天與電子信息、低空經濟、人工智能等行業數據融合、標準化建設滯后，抬高了跨行業融合門檻和試錯成本。此外，現有機制尚缺乏調動企業參與融合的激勵措施，又未能建立應對技術失敗、市場波動和政策變動等風險的預警和共擔機制。這導致新興融合場景的市場接受度低、不確定性高，阻礙了多元化融合應用場景的創新拓展。

資本供給結構失衡，產業輸血機制亟待暢通

政府資本引導效能未充分發揮。政府引導基金的杠桿效應未充分發揮，未能有效帶動社會資本參與。資本支持力度不夠。與國際水平相比，中國政府專項基金規模有限，盡管2024年對商業航天技術創新的單項目補貼最高可達1億元，但仍遠低于美國“商業月球有效載荷服務計劃”等支持力度。長期資本供給不足。一般來講，商業航天項目研發周期長達5—10年，而我國風險投資平均回報周期僅3—5年，資本耐心不足導致企業難以獲得長期資金支持。項目高風險性與長回報周期抑制了民間資本的參與意愿，2022年全球商業航天融資140億美元中，我國占比不足10%。

社會資本深度參與渠道不暢通。我國商業航天產業面臨融資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為多元化融資體系尚未完善，制約產業可持續發展。商業航天企業主要依賴公共資金來源，銀行貸款、風險投資等其他渠道資金因資本市場的謹慎態度而難以獲取。美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風險共擔”模式有效激活社會資本。例如，在SpaceX公司創業初期，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通過“商業軌道運輸服務”計劃注入近4億美元以助其度過危機。然而，我國政府資金更多以直接補貼形式發放，缺乏與企業共擔風險的機制，難以撬動社會資本深度參與。

投融資模式創新應用相對滯后。商業航天領域尚未形成完善的投融資生態體系，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和創新激勵機制存在短板，中小企業普遍面臨融資困境和資金鏈斷裂風險。多樣化金融工具缺失。航天保險產品僅覆蓋發射階段部分風險，衛星在軌運營、太空資源開發等長周期風險缺乏保障產品?；鸺l射收入證券化、衛星數據收益權質押等證券化產品缺乏，難以盤活存量資產。創新激勵機制缺失。對商業航天技術創新的政策支持多停留在普惠層面，缺乏對關鍵技術的專項激勵措施，弱化了民營企業開展技術攻關的積極性。資本退出機制尚未完善。商業航天企業多處于成長期，缺乏成熟的退出渠道，科創板上市門檻較高，近年鮮有商業航天企業實現首次公開募股。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并購、整合存在體制機制障礙，并購市場不活躍、資本退出路徑有限。

制度適配效能滯后，政策破壁動能尚未釋放

航天領域關鍵政策供給不足。我國商業航天面臨立法體系不完善、關鍵領域規則缺失等制度瓶頸。綜合性立法缺位。當前我國尚未出臺綜合性的航天基本法，商業航天活動主要依賴國務院及各部門發布的規范性文件，立法層級低且協調性不足。 核心領域規則存在空白。在商業發射方面，盡管《外空物體所造成損害之國際責任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Caused by Space Objects）對發射國的絕對賠償責任作出規定，但我國國內法尚未明確發射國與本國非政府實體在責任承擔上的法律關系。在保險制度方面，雖有文件強制要求商業發射主體購買第三方責任險，但對賠償責任分擔、具體賠償限額等關鍵內容未作規定。

市場準入隱性壁壘需要破除?！安ＡчT”現象、基礎設施共享機制存在缺口，亟待制度政策破冰，釋放市場活力和提升民營企業參與空間。行業壟斷形成“玻璃門”。國有企業憑借政策支持和資金優勢形成技術壁壘，大型民營企業依靠核心技術在細分領域占據市場優勢地位，民營中小企業受行業壟斷影響，在關鍵技術研發和應用服務領域參與度不足。與此同時，航天領域的特殊管制政策形成隱性門檻，民營企業在資質獲取、頻率申請、發射許可等方面面臨更嚴苛的審批要求，進一步固化了市場壟斷格局?；A設施共享機制缺失。資源分散、供給短缺和共享不足三重制約，抑制民營企業參與意愿。我國現有四大航天發射場中，僅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具備商業發射專用能力但年發射次數有限，且現有發射場以服務軍方和政府任務為主；民營商業發射服務供給不足，2023年民營火箭企業獲批發射次數不足申請量的20%；我國骨干測控站呈現“東北、西北、南部”三角布局，海外站點僅覆蓋南非、肯尼亞等少數地區，難以支撐全球組網需求。

政策執行傳導機制有待優化。當前商業航天領域存在明顯的政策適配滯后問題。決策反饋機制存在時滯。地方實踐數據需經多層過濾才能到達決策層，而政策調整又需經歷漫長的科層程序傳遞，導致“規劃剛性”與“市場柔性”的持續沖突。 垂直政策溝通與反饋渠道不暢。民營商業航天企業從項目立項到最終獲批需跨越多個部門的層層審核，冗長的流程不僅延緩了產品研發與市場投入進度，也增加了企業的時間成本與資金壓力，削弱了我國企業的市場響應速度與競爭優勢。政策調整速度滯后于技術迭代與產業發展步伐。在市場準入標準、國際合作規范、頻軌資源分配等關鍵領域，現行政策與部分規則仍停留在產業發展初期階段，對快速變化的實踐需求適配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產業向高效、低成本方向的轉型。

加快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考

強化頂層設計牽引，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將商業航天發展納入國家戰略全局考量，構建適配太空經濟時代的制度框架與治理體系。 錨定航天強國建設目標。將商業航天納入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及太空治理體系頂層設計。建立國家戰略、產業規劃、區域協同三位一體的推進機制，著力破除部門壁壘與區域分割，如設立中央與地方層級的“商業航天發展辦公室”、試點建立商業航天產業區域協同先行區等；推動區域差異化定位，如將環渤海地區定位為技術策源與總部中心區、長三角地區定位為高端制造與創新應用示范區、中西部地區定位為重大裝備制造與發射承載區，引導地方結合區位優勢錯位發展。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緊扣商業航天“軍民、政企協同”特性，構建航天技術雙向轉化與共享機制。通過制定技術雙向轉化目錄，清理隱性準入限制，在發射、研制、運營等環節推行“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營造多元主體公平參與的市場環境，充分激發民間資本與創新主體活力。健全政策法規體系。加快制定《商業航天促進條例》等基礎性法規，明確國家航天局、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等監管主體權責邊界，在法律層面保障民營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同時，將暢通軍民技術、人才、設施等要素雙向流動作為重要條款予以規定，通過搭建航天技術轉化平臺、推行航天人才雙跨計劃、放寬基礎設施商業化使用等具體舉措，構建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多元參與的新型發展生態。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筑牢自主創新根基

將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作為商業航天參與全球競爭的戰略基石，以科技自立自強為導向，構建全鏈條、體系化技術創新體系。強化低成本技術攻關與前沿領域創新。圍繞低成本技術供給，推動航天技術從自主創新邁向批量化生產。聚焦可重復使用運載系統、低成本衛星平臺等戰略必爭方向，構建全鏈條的穩定供應體系與成本控制能力，實現從現有技術的低成本突破到商業化應用的轉化；瞄準星上智能處理、深空探測等新興太空領域，打破商業競爭的技術壁壘和議價瓶頸，推動前沿技術攻關向創新示范應用加速落地。構建產學研用協同創新機制。強化國家實驗室、高校、科研機構與商業航天企業的創新鏈耦合，建立跨主體技術攻關聯盟，通過共建共享航天專用研發平臺、聯合培養專業人才等方式，提升協同創新效能，縮短研發周期，加速航天科技成果的應用轉化。以市場牽引技術迭代與前瞻布局。加快補齊當前技術代差短板，通過需求側拉動機制培育初始市場，采用政府競爭性采購、專項基金支持等方式，驅動技術降本與快速迭代，推動實現低成本規?；渴鹉芰S升；前瞻布局下一代航天技術，依托供給側賦能機制激發民間創新活力，建立航天創投聯盟、概念驗證中心等公共技術服務平臺試點，促進前沿技術驗證與示范應用，形成可持續的技術創新生態。

拓展多元應用場景，培育太空經濟新動能

將拓展應用場景作為激活商業航天價值的核心抓手，以戰略引導推動太空經濟生態構建。在商業發射市場，加快發射基礎設施體系建設，支持建設一批商業化、規范化的民用發射場，加快推進火箭航班化發射常態化運營，進一步擴展星際物流、太空客運等應用場景，并圍繞發射場延伸發展配套服務、技術轉化與產業協同，構建完整的航天發射產業生態。 在衛星應用市場，著力激發民營中小企業活力，通過完善市場準入、資源共享等機制打破行業壁壘，推動“衛星+”與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領域深度融合，培育“通信+”“導航+”“遙感+”等融合應用生態，同時兼顧企業級與消費級市場需求，推動衛星技術向智能交通、跨國物流、文旅教育等多領域滲透。在新興太空經濟布局上，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太空制造、空間制藥、亞軌道旅游等前沿領域研發與應用，規劃“太空+”產業融合方向，支持“太空經濟+低空經濟”“航天+文旅”等新業態探索。此外，積極參與全球太空治理與國際合作，為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參與國際前沿場景創造條件，逐步構建覆蓋近地到深空、國內到國際的多元化應用格局。

構建共生共榮生態，激活系統協同效能

將構建共生共榮的產業生態作為商業航天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基石，以系統思維推動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塑造多元主體共生、要素流動暢通、價值循環高效的生態格局。在產業鏈層面，引導打破“國企主導、民企分散”的傳統格局，推動上下游協同攻關，構建標準化、通用化產業配套體系，釋放規模經濟效應。在創新鏈層面，統籌好自主可控與開放合作，既要強化國內生態內生韌性以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又要積極參與全球航天創新合作，吸引國際創新資源與市場要素，在開放合作中提升生態競爭力。在資金鏈層面，健全“政府引導、市場主導、長期資本參與”的多元化投融資生態，擴展股權融資、債券融資、融資租賃等方式，健全政銀企合作機制、信息共享機制，打造商業航天產業投資基金試點，強化政府引導基金的示范引領作用，帶動市場投資機構積極布局；創新航天保險產品，配套建立政府擔保與風險補償配套機制，提升社會資本參與力度，為航天技術研發與工程化提供持續資金保障。在人才鏈層面，強化航天人才培養的系統性，構建涵蓋戰略科學家、工程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的多層次隊伍，為生態持續進化提供智力支撐，著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商業航天生態系統。

結語

商業航天的蓬勃演進，正深刻重構人類探索太空的文明范式。在這場以技術創新與市場活力為雙翼的太空革命中，我國需要重塑發展理念以開辟航天商業化新路徑，通過可復用火箭突破、低軌星座組網等核心技術攻堅，加速彌合與國際領先水平的技術代際鴻溝。面對頻軌資源爭奪白熱化、市場份額邊緣化的國際競爭態勢，亟待構建“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產業生態網絡，打通從技術突破到太空經濟場景落地的價值閉環。

面對全球商業航天產業加速演進與太空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發展趨勢，推動我國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需立足國家戰略全局，以體系化思維統籌推進。通過央地政策協同與多元化資本注入，推動商業航天從單一工程驅動向體系化創新躍遷。唯有堅持技術自主與生態共建并重，方能在深空探測、太空制造等前沿領域形成差異化優勢，重塑全球太空治理話語體系。這場跨越星海的征程，終將推動我國實現從“航天大國”到“航天強國”的歷史性轉變，為人類文明向星際拓展注入可持續的中國動能。

（作者：黃朝峰、張超、董夢如，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 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學行業研究院；李金格，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