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25年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2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統籌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明確指出要“積極探索推廣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并強調“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刻表明，生態可以轉化為生產力，保護生態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熬G水青山”不僅體現生態價值，更蘊藏巨大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潛力。20年來，中國在生態保護與價值實現方面成效顯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綠水青山”的經濟價值主要體現在2個方面：生態產品本身的價值，體現出直接的經濟價值；可轉化的消費價值，如通過提供優美環境吸引旅游消費，或通過優化投資環境體現服務價值。生態價值最初源于生態資源的自然價值，這類自然資源通常難以直接交易，一般也不被視為可消費的產品。即便是部分自然資源具備轉化為生態產品的潛力，要實現這一轉化，也要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產，并明確其產權。當生態產品具備可交易屬性后，其價值轉換可通過2種途徑得以實現：市場交易，即生態產品在市場上直接進行買賣，通過供需關系和市場競爭來確定其價格和價值。政府購買，政府以公共產品投資的形式，對生態產品進行采購，以此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的轉換。例如，政府投資建設生態公園、濕地保護區等項目，既保護了生態環境，又促進了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

當前，生態產品市場交易不活躍、交易量很小。要破解交易梗阻，需從產權制度根源入手。我國生態資源所有權統一歸屬國家，但其使用權、受益權可通過規范化確權流程授予地方主體、市場企業或個人?；谶@一產權框架，就需建立類似“土地證”的標準化產權憑證體系，為各類生態產品賦予合法、統一的“身份標識”與“交易憑證”，唯有如此才能打通生態產品市場交易的關鍵環節。更重要的是，生態產品若要實現其經濟價值，關鍵在于能否將其納入GDP核算體系。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由消費、投資和出口3個部分構成。在投資領域，不同國家對其界定存在差異。例如，在美國，買房被視為投資，而在中國則被歸類為消費。此外，政府的公共支出，尤其是投資部分（財政轉移支付不計入GDP），對經濟發展也有著重要影響。當通過市場與政府途徑實現的生態價值能夠被有效核算，并在GDP統計中得以顯現時，才可用以衡量綠色發展的真實成效。

生態價值的實踐與機制創新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經過20年的努力，已經從理論認識步入全面實踐推進階段。在理論層面，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規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為全國GEP核算提供了統一標準，有助于摸清生態資源底數、動態評估生態質量變化；并且，其將生態責任與生產建設相結合，推動生態與經濟的協同發展。但必須認識到，GEP核算存在局限性。技術上，核算結果受主觀因素影響較大，不同機構或時間對同一地區的評估結果差異顯著；實踐上，GEP向GDP的轉化效率較低。GEP概念設計之初，旨在協調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實現綠色GDP核算，但目前GEP與GDP仍處于相互割裂的狀態。原因在于，GEP核算范圍廣、數值大，難以與GDP直接相加，導致綠色GDP統計難以實現。

筆者認為，生態價值的實現需要經歷3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生態價值GEP核算，是對生態資產與潛在價值進行評估，是理念落實的基礎。但GEP本身缺乏市場機制，尚不能直接實現價值轉化，而且生態價值直接貨幣化也缺乏經濟學依據。第二階段，生態價值納入GDP核算，其核心任務是探索生態產品計入GDP的途徑，創新生態經濟機制，探索綠色GDP新模式。初期可參考“自有住房服務”的核算方法，將生態保護投入等以虛擬形式納入GDP，形成生態價值虛擬GDP，運用“虛擬交易”或“歸算價值”方法全面量化生態項目價值，避免低估社會福利與經濟規模。第三階段，建立生態權益憑證制度，即生態價值實現的“綠水青山”綠證制度（以下簡稱“綠證”），其核心是定義交易內涵與交易場景。綠證作為產權與信用憑證，將可交易生態產品（如水源涵養量、碳匯量等）標準化、證券化，使其具備清晰產權與可流通性。通過綠證，生態產品可經市場交易或政府虛擬采購實現價值轉化，直接可以計入GDP。例如，遵循“生態占補平衡”原則，溫室氣體排放企業可購買綠證抵消生態影響；國家也可收儲綠證替代部分財政轉移支付，或允許地方政府以生態資產收益權為擔保進行綠色融資。這不僅為生態價值統籌提供了路徑，也健全了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機制。

筆者認為，綠證是“綠水青山”生態價值的客觀體現，它以可量化的生態資源為憑證，是自然系統長期演化形成的“生態資產”的憑證，是客觀存在——一片林場的固碳能力、一汪清澈湖泊的凈化功能，自其形成之日起便具備客觀價值，如同一份自帶“含金量”的天然證書。而“金山銀山”作為生態價值的經濟轉化形態，其實現則依賴主觀層面的交易設計與市場運作：通過建立碳匯交易市場，讓林場的固碳量轉化為可交易的“碳資產”；依托生態補償機制，使優質水源地獲得跨區域的經濟補償——這些交易過程本質上是對“綠水青山”客觀生態價值的市場定價與變現。沒有“綠水青山”這份客觀綠證，“金山銀山”的交易便成了無本之木；而缺少市場機制設計和交易轉化，“綠水青山”的生態價值也難以真正轉化為支撐發展的經濟價值，二者共同構成生態價值實現的完整閉環。

本文以生態價值實現為主題，聚焦其3個關鍵發展階段深入探討：GEP核算體系的基礎邏輯；綠色GDP核算的實踐方向與難點；綠證制度的核心內涵、運行規則與價值轉化路徑。本文最后以黃河流域為例，探討了該區域的綠證情況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第一階段：生態價值GEP核算

GEP核算是一種將生態生產和生態資源貨幣化的計算手段。必須明確這是一種通過計算得出的價值指標，其積極意義在于為一個地區的生態狀況提供了量化評估。通過年度評估，可以判斷生態狀況是改善還是惡化，并進行相對比較。GEP核算還能夠作為考核管理者的依據，并將生產建設與生態責任相結合，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統一評價。在定量分析方面，GEP核算為我國生態資源的存量提供了具體的計算方法和結果，使我們能夠對生態資源的狀況有明確的認識。

基于大模型的全國GEP核算

GEP衡量的是自然資源的貢獻而非經濟生產，是年度生態系統服務流量的貨幣化評估；為了與GDP相對應，其核算時間通常為1年。其核算對象包括森林、濕地、草原、農田、城市綠地等所有生態系統類型，或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系統類型。其核心功能包括：生態產品供給（如農產品、水資源），生態調節服務（如水源涵養、碳匯、氣候調節），以及生態文化服務（如旅游、景觀價值）。

依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制定的《生態產品總值核算規范》，各省份都開展了年度核算?；诠_數據和研究成果，本文利用大模型綜合給出2023年全國各省份GEP排序（表1）。統計結果表明，西藏、青海、四川因其特殊生態地位，GEP總量及其占GDP比重（均突破100%）顯著高于其他省份。西藏、青海GEP產值更是遠超其地區GDP產值，凸顯其生態安全屏障的核心價值；上海、北京單位面積GEP全國最高（超8000萬元/平方公里），體現超大城市生態服務集約性。從2023年估算數據看，全國各省份GEP總計約62萬億元，約為當年全國GDP（約126萬億元）的49.2%，充分彰顯我國生態系統服務的巨大價值。重點區域貢獻方面：長江經濟帶（11個省份）合計GEP約26萬億—28萬億元（占全國45%以上），其核心價值集中在水源涵養（60%）、防洪減災（25%）等領域。黃河流域（9省份）合計GEP約19萬億—21萬億元，核心價值以泥沙調控（35%）、農業生態（40%）為主。青藏高原合計GEP約12.8萬億元，單位面積價值平均512萬元/平方公里，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功能高地。

從國際對比看，中國GEP總量顯著高于主要經濟體，體現了我國生態資源的全球優勢地位。GEP轉化率（已貨幣化生態產品價值/GEP總量×100%）呈現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東部沿海省份（浙江、廣東、福建等）通過市場化機制實現較高轉化率（超20%），顯著高于西部生態大?。ǘ嘣?%以下）。其中浙江安吉縣轉化率超40%，成為全國生態價值轉化的標桿區域。具體轉化路徑上，南方省份多依托碳匯交易、生態產品品牌溢價（如浙江竹林碳匯、云南古樹茶價值提升）實現價值變現；北方省份則側重生態補償機制、生態修復后的土地增值（如山西礦區生態修復、天津鹽堿地綜合開發）等方式推動GEP向經濟價值轉化。

全國重點地區和省份分析

分析結果表明，我國GEP總體呈現“生態功能區總量突出，經濟發達區密度領先”的格局，不同省份、地區因自身資源條件、生態定位及發展模式存在的差異，GEP的規模、結構及價值轉化路徑各具特征。本節對部分典型省份及代表性地區展開深入分析，解構其生態價值的核心構成、空間特性與轉化機制，展現我國不同類型生態系統的獨特服務效能，為各地探索生態優勢向經濟發展優勢轉化提供借鑒。

青海。作為“中華水塔”與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青海GEP核算聚焦高原生態系統的特殊性，重點評估三江源、祁連山、青海湖等關鍵生態功能區的服務價值。青海GEP核算凸顯高原生態特色：高寒草甸占比45%，在水源涵養、碳匯功能（土壤有機碳密度居全國較高水平）方面效能突出；冰川凍土占比8%，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核心水源補給區；湖泊濕地占比22%，以青海湖為典型代表，為鳥類提供棲息地并發揮氣候調節作用；荒漠草原占比15%，在柴達木盆地承擔防風固沙功能。據核算，2023年青海GEP達4.8萬億元，為同期地區生產總值（GDP）的12倍。從價值構成分析，調節服務占比90%以上，涵蓋水源涵養、固碳釋氧、氣候調節等功能；產品供給占比約3%，包含牦牛、藏羊、冬蟲夏草等高原特色產品價值；文化服務占比約5%，體現為生態旅游（如茶卡鹽湖）、科研等價值。此外，青海省還推行“GEP+GDP”雙考核機制，省內生態保護區干部考核中GEP權重占60%。

河南。河南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是黃淮海平原生態價值與農業文明價值的融合，其生態系統構成為農田系統占全省44%（中國最大連片小麥-玉米輪作區）、濕地水系占5%（黃河濕地、淮河上游水源地）、森林系統占25%（伏牛山－大別山生態屏障）、城市綠地占12%（鄭州國家中心城市生態圈）。特色生態功能包括國家糧食安全“壓艙石”（年產糧6500萬噸以上）、黃河中游生態安全核心區（防洪與泥沙調控）和中原文化生態載體（少林寺、龍門石窟等世界遺產）。2023年河南GEP總量為1.05萬億元（占GDP約18%），單位面積GEP為633萬元/平方公里，人均GEP為1.07萬元（相當于農民年均收入48%）。河南GEP價值構成中調節服務5800億元（占55%，含黃河防洪減災年減少損失、農田氣候調節降低極端天氣損失等）、產品供給4200億元（占40%，含信陽毛尖品牌價值80億元、南陽月季年產值120億元以上）、文化服務500億元（占5%，2023年少林寺景區接待游客400萬人次、收入3.2億元，陳家溝太極拳文化旅游區接待游客728萬人次、綜合收入2.2億元）。

浙江。浙江作為全國首個發布省級GEP核算標準的省份，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發源地”安吉縣為標桿構建起全國領先的生態價值轉化模式。浙江GEP核算體系中調節服務占58%（含千島湖生態系統服務總值超500億元）、產品供給占22%（如龍井茶品牌價值84億元）、文化服務占20%（如安吉縣榮登全國縣域旅游綜合實力百強縣榜首，實現旅游年收入突破400億元）。2023年浙江GEP達到2.86萬億元。安吉縣通過“兩山銀行”推動多個文旅融合與閑置資源盤活項目成功落地，為村集體經濟增收2000余萬元，提供群眾就業崗位2100余個；麗水市通過“生態貸”發放生態價值貸款規模突破100億元，市場化機制作用明顯。同時，依托“浙里生態”實時核算應用、衢州市“綠能碼”試點等數字化改革，以及建立GEP與GDP雙考核制度，政策層面進一步推動生態價值實現。

GEP核算的實踐成效

通過大模型對我國各省份GEP數值進行核算、排序、分析后，可對GEP在全國的核算情況及其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綠色轉型發展的促進作用有一個總體的概念。2023年，四川GEP排第1位，7.8萬億元；青海排第2位，4.8萬億元；廣東、浙江都排前列。中部和東部的一些農業大省排序靠后。同時，對GEP的市場化轉化率進行排序，浙江排第1位，廣東排第2位，青海等西部生態大省轉化率較低。全國GEP的核算及提升其價值轉換是綠色發展理念，深入社會，深入民心?！熬G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更深入人心：人們自覺保護生態環境，投身美麗中國建設，同時體會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不僅停留在理念上，更體現在實踐上——無論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全國都一樣，生態好了；不僅是山川秀麗，更重要的是能帶來綠色經濟，能帶來經濟上的轉型發展。

在GEP的市場轉化進程中，政府的積極推動作用居于首位。借助GEP核算，能夠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及其實踐成效開展有效評估。例如，青海、西藏作為我國重要生態屏障，國家已明確對兩地取消GDP考核，將生態保護責任置于各項工作優先位置。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青海時強調：“青海省最大的價值在生態、最大的責任在生態、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通過GEP核算，全國人民可清晰認識到生態質量越高、蘊含價值越大，越能反哺GDP增長；反之，單純追求GDP而破壞生態，發展成果終將歸零。通過以上政策，青海、西藏兩地實現了生態價值的顯著提升，“大美青?！鄙鷳B優勢彰顯及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同時，GEP核算在地方考核與生態價值轉化中成效顯著，青海省級政府將GDP（權重40%）與GEP（權重60%）納入下級考核以突出生態優先責任。作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發源地”的浙江，其山水工程與GEP核算為國家試點，GEP數值、市場轉化率均居全國首位；基層考核中GEP增減權重占30%，明確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且浙江在實踐中創新突出，如：礦山治理后變身風景，使旅游收入占示范村80%以上；在“雙碳”目標下推動生態產品碳匯市場化交易；將GEP作為銀行抵押獲取綠色金融貸款等，從而實現生態與經濟的完美結合，成為生態價值轉化的典范。

當前GEP核算中的不足之處

GEP核算各省份差別很大，這種差別不僅反映在總值上，更重要的是內涵上不一致，特別是對一些生態產品的定義。生態價值估價方面，不同區域的核算標準差異顯著，存在較大差異。以青藏高原“中華水塔”（江河源頭）的水資源核算為例，其水資源估價可達20元/立方米；而在部分省份，水資源估價僅為2—3元/立方米，不同區域的水資源評價標準差異顯著，價差超過10倍。再看水土流失治理的價值量化：陜西黃土高原地區，減少水土流失所產生的價值按20元/噸核算；而在黑龍江省黑土區，同指標的估價則為100—200元/噸，區域間的數值差異同樣極大。對于原本難以定量的領域，如生物多樣性，如今也被納入硬性數值化評估體系。以丹頂鶴棲息地等重點生物多樣性區域為例，評估時會通過特定系數，將該區域的生態價值直接乘以1.3倍進行放大——這種依賴系數設定的評價方式，主觀性明顯較強。部分生態價值核算還存在“價值關聯泛化”的問題。環境改善帶來土地溢價，便將全部溢價歸結為生態價值。典型案例如東莞松山湖——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后，華為等企業入駐，周邊地價與房價隨之上漲3倍，這部分增值便被全額計入生態價值范疇。類似的邏輯還體現在農產品領域：五常大米因產地生態保護較好，售價相比普通大米翻倍，這類案例在生態價值量化中并不少見。

許多生態價值本身具有“非量化屬性”，既無法明確確權，也難以精準計量。當前，將此類具有“非量化屬性”的生態價值強行納入量化體系的做法，不僅缺乏科學統一的標準，更導致評估結果存在較大隨意性，甚至出現價值錯配、歸屬模糊的問題。典型的歸屬和價值錯配包括：GEP核算。其核算價值中，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以河南GEP核算為例，南陽地區部分特色作物的市場價值增加了100億元，這部分價值原本屬于農業收入，如今也被納入GEP核算范疇。此外，隨著生態保護成效顯現，農產品價值提升了30%，這一增長已在農業生產中體現——生態改善與有機農業發展、農產品品質提升之間形成了協同效應，二者相互促進、密不可分。涉及文化旅游領域的GEP核算。以青藏高原的部分“圣山”“圣水”為例：隨著游客數量增多，岡仁波齊峰的年旅游價值已達85億元，這部分價值究竟應歸入傳統第三產業核算，還是納入GEP核算，仍有待商榷。此外，在生態旅游價值范疇內，部分歷史文化名城（如龍門石窟等文化遺址）因旅游人數增加、生態環境改善，旅游收入隨之增長，這部分增收也被納入了GEP核算。若從GDP核算分類調整的角度來看，即便GEP存在一定重復計算，問題也相對有限；畢竟遺產旅游收入、服務產值與生態環境改善本就緊密關聯，通過GEP核算對其價值進行衡量，可能會使整體價值呈現出放大效應。

GEP核算中部分數值以貨幣形式呈現，使其與GDP比較時易產生矛盾。GDP核算的是特定區域內產品與終端服務的總價值，而對于商品而言，無論其標價多少，未經過市場交易環節就無法計入價值；只有當商品通過市場銷售最終實現流通后，其價值才會被納入GDP核算。GEP的核算標準相對寬松，不同省份的GEP核算可能由不同專家團隊校準計算，其結果也已被各方采納。由此便引申出一個關鍵問題：GEP價值核算是否也應遵循“價值通過買賣、銷售完成后再計入”的原則？若嚴格遵循這一原則，當前GEP價值的實現率（即市場化率）——浙江省以近30%的市場化率位居第1位，廣東省以20%多的市場化率位列第2位——是否會出現大幅下降？這一問題值得關注。事實上，若仔細梳理GEP相關交易案例，會發現單次交易額普遍偏低。例如，生態補償交易、水資源保護補償交易、水權轉讓交易及碳排放交易等，每筆交易的金額均較小。但當前各省份公布的GEP市場化轉化率卻處于較高水平，且年度數據規模較大，這與單次交易金額偏低的實際情況形成了明顯反差。

第二階段：生態價值納入GDP核算

人們認識到應該從生態資源中剝離出生態自然服務功能，把能夠反映人們進行生態保護的生態產品確定出來，也就是需要把價值實現的GEP部分統計疊加到傳統的GDP里面。從生態資源中挑出來的生態產品，可理解為生態資產，具備了可確權、可計量、可交易的特性，因此可通過市場交易產生相應價值，與GDP能夠進行疊加，也就是把生態產品轉化成生態GDP。

區分生態資源、生態資產、生態產品

在生態價值實現進程中，生態資源、生態資產與生態產品各自有著獨特且關鍵的定位。生態資源，作為大自然賦予的基礎性要素，涵蓋山林、水體、空氣等，是生態價值的“源頭活水”，為人類生存與發展提供原始物質支撐，其自身蘊含的生態服務功能具有廣泛公共性。生態資產，則是將生態資源予以量化、明晰產權后的特定形態，是連接生態與經濟的橋梁。它通過確權，明確了歸屬，使得生態資源潛在經濟價值被激活，成為可核算、能投資的對象。生態產品，是生態價值的終端呈現，是依托生態資產開發、面向市場的商品或服務，滿足社會多元需求，實現生態效益向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轉化。

筆者研究發現，在生態產品中，具備可確權、可度量的僅有4類：生態水、水土保持減少的水土流失量、生態固碳的碳匯和不能轉化為碳匯的生態綠化產品——這4類都可以用噸來計量。它們所構成的“水-土-碳-林（草）”系統，是生態價值實現核心資產體系的關鍵支撐。從科學意義上看，生態水是生態系統運行的核心，參與關鍵生態過程，決定著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水土保持可維系生態系統穩定，保護土壤資源、減少災害的發生；綠色碳匯在調節氣候、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他生態綠化產品則可全方位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因此，在實踐中，可以通過監測水資源指標、土壤流失量、固碳量、發電量等物理量，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客觀量化，為生態產品跨區域、跨行業交易奠定基礎，保障生態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高效流轉。

在生態價值實現進程中，這4類生態資產憑借資產確權機制發揮核心樞紐作用。通過明確生態資源的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可突破制度障礙，將生態資源轉化為可市場化運作的生態資產。這不僅賦予生態資源稀缺性，實現市場定價與交易，更為生態資源向生態產品的轉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與市場基礎。確權后，清晰的產權邊界解決了外部性問題，降低了交易成本；生態資源潛在價值的量化為生態產品開發和交易創造了條件，可推動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形成生態價值從源頭到終端的完整轉化鏈條。

確權是生態價值納入GDP核算的關鍵

生態資產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生態資產的確權是生態產品達成交易，最后納入GDP實現其固有價值的核心。從生態資產的基本屬性來看，其所有者是國家，整體上予以持有并統一管理。但由于生態資產具有在時空上廣泛而零散分布的特點，決定了其無法進行拆分或碎片化交易，必須通過整體收儲與管理才能更好地實現生態價值。

生態資產收儲制度是實現生態資源市場化的關鍵措施，其核心在于通過確權、收儲和交易3個主要環節，推動生態資產市場化的有效轉化。確權環節。通過法律與制度安排，對生態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進行清晰界定，使原本具有公共物品屬性與外部性特征的生態資源從“無形”轉化為“有形”，從而奠定生態產品資產化及其定價的基礎。收儲環節。生態資產收儲是創新之舉，是推動生態資產價值實現的重要抓手。特別重要的是，生態資產收儲制度可以最大程度避免生態價值實現中地方債務問題的發生。交易環節。生態產品作為生態資產價值的最終體現，通過市場化交易將生態效益轉化為經濟和社會效益，標志著生態價值實現的終端。從制度經濟學視角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發展歷程，產權制度的不斷完善、降低交易成本、優化激勵機制、完善市場體系等，無不是釋放各類資源潛在的核心驅動力，并通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與改革而取得顯著成效。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所必需的確權工作，在我國現階段是相對比較容易的。在我國，生態資源轉化的生態資產，其所有權是國家的，其使用權和收益權可以由國家授予各級政府、各個行業、各個地區，或者企業、個人。所以，進行生態產品確權時，在國家層面，在國土面積上統一核算，可以自上而下統一核算確權到省市乃至鄉村；各省份、市、縣、鄉直接接收使用權和收益權。

生態資產納入GDP的途徑及交易原則

生態產品計入GDP有多種途徑，但最直接的方法是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另外，計入GDP還可以有虛擬交易方法，就像自住房的虛擬交易。之前，我國實行租房產生交易，租金計入GDP，自住房是不計入GDP；而美國通過虛擬交易計入。從2023年開始，我國進行了調整，也把自住房作虛擬交易，計入GDP。例如，2023年，上海調增自住房虛擬租金GDP超過4000億元，北京調增超3500億元。因此，生態產品也可以像自住房一樣的虛擬交易計入GDP，這樣就找到了生態產品轉化成GDP的渠道，也有了綠色GDP核算的一種方法；在GDP里邊再加上生態價值市場交易實現和虛擬交易，就可以核算出綠色GDP，從而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探索出實現途徑。

經濟學對市場價格的分析，著重于價格是怎樣決定的。經濟學家阿爾欽說：“價格決定什么，遠比價格是怎樣決定的重要?！币虼?，在生態產品交易中，價值的實現遠比價格高低重要。所以，現階段不拘泥于生態產品定價細節，而是著重于生態產品實現交易——交易有了，價格自然會形成。生態資產的交易遵循生態占補平衡原則和生態資產等價原則。

生態占補平衡原則。每個人、每個企業、每個行業、每個地區，如果產生了“負”生態產品就應該購買等量“正”生態產品。這里的“正”為產出，“負”為消耗。比如，快遞公司過度包裝消耗了生態產品，就應該買回來。生態占補平衡原則以“產生負生態產品需購買等量正生態產品”為核心，其意義貫穿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市場困境破解和綠色發展導向3個維度：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具象化的實踐支撐。通過明確個人、企業、行業及地區的“生態消耗補償責任”（如快遞公司為過度包裝的生態消耗購買正生態產品），將“生態產出”與“生態消耗”的對等關系轉化為可操作的行為規則，讓抽象的生態價值有了“消耗即補償”的量化轉化路徑，推動生態價值切實落地為經濟價值。為破解生態產品“難定價、難交易”的市場困境筑牢了底層邏輯。該原則的落地依賴于對“正”“負”生態產品價值的精準核算，這不僅倒逼了生態產品價值核算體系的完善，更搭建了“責任綁定—價值對等—補償交易”的制度化通道，讓生態產品從“難流通”變為有明確交易標的、有責任主體的可流通對象。為構建現代化生態經濟體系提供了行為導向。通過讓生態消耗方承擔補償成本，能反向約束高消耗行為，引導個人、企業主動踐行生態友好模式，進而為綠色產業培育、生態經濟發展奠定了“減耗增綠”的行為基礎。

生態資產等價原則。生態產品既是產品，也是生態資產，具有兩重屬性。生態資產等價原則立足生態產品“產品+資產”的雙重屬性，其意義聚焦價值轉化、區域協調與體系構建3個核心目標：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突破口。該原則將生態資源量化確權為可收儲、可交易、可作為儲備的生態資產（如國家收儲后賣給企業，或作為央行綠色資產儲備），讓原本“無形”的生態價值轉化為“有形”的經濟資產，為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跨越提供了核心經濟紐帶。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手。依托該原則，中西部地區及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資源優勢可轉化為生態資產優勢；通過生態資產的市場交易實現價值顯化，進而吸引東部地區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向生態優勢區域流動，打破區域發展的資源稟賦壁壘，實現全國資源優化配置。為構建現代化生態經濟體系提供了制度與要素保障。一方面，生態資產可關聯財政轉移支付（國家收購省級生態資產可減少財政轉移支付）、地方債務化解（地方生態資產可償還地方債務），將生態資產融入宏觀經濟運行，豐富了生態經濟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它推動生態資源向生態資產系統轉化，為國家層面健全生態市場、培育綠色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核心要素，讓生態經濟從“概念”變為有資產支撐的可持續體系。

第三階段：生態價值實現的“綠水青山”綠證

當前，生態產品在交易過程中面臨諸多困難。若要實現生態產品的權利確認與交易，必須解決交易難題的核心問題——證書制度。以土地為例，作為自然資源，一旦經過確權開發，便轉化為土地資產。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雖然無法移動，但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歸屬則取決于土地證的持有者。因此，對于生態產品或生態資產而言，通過類比土地資產，不難理解必須建立一套生態產品證書體系，亦即所謂的“綠水青山”綠證。

作為生態權益憑證的綠證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下的綠證體系構建仍面臨諸多科學挑戰。在原則上，該體系需滿足3項要求：應具備簡潔明了的特性。即表述清晰，便于產權界定，并能在交易平臺上便捷地進行交易，采用最簡便的方法。需實現一證通用。鑒于生態產品種類繁多，不宜為每一種產品單獨頒發證書，而應設計一種綜合性的證書，涵蓋生態水、水土保持、碳匯及綠化產品等，確立科學且明確的量化關系。應實現體系的數字化。通過建立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交易平臺，自動生成二維碼，以便在應用程序平臺上輕松完成交易。

構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證體系，首先需審視是否存在成功的案例，以及是否具備可借鑒的經驗。在電力領域，為了促進新能源的發展，已經設立了綠色電力證書。綠色電力指風電（含分散式風電和海上風電）、太陽能發電（含分布式光伏發電和光熱發電）、常規水電、生物質發電、地熱能發電、海洋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這幾種新能源形式，每產生1000度綠色電力，便核發1張綠色電力證書。國家能源局負責制定相關政策，國家電網公司負責核發綠色電力證書，而生產綠色電力的企業則負責申請。綠色電力證書歸生產綠色電力的企業所有，并可進行交易。綠色電力證書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對我國新能源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一制度設計為綠證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參考或基準?；诰G色電力證書體系，可以構建一套統一的綠證制度。該制度不僅涵蓋生態產品，也能夠統一綠色電力。

科學計算綠證價值的方法

水資源與綠證的換算。以黃河為例，黃河流域作為我國重要的水力發電能源基地，從青藏高原海拔超過4000米，至該流域最后一個大型水電站小浪底水庫海拔150米，利用巨大的水頭差進行水力發電，確保電力供應的穩定性。該流域，每立方米水大約能產生3度電；而水電作為一種綠色能源，其價值可以這樣換算：1噸水相當于3度綠色電力，即333噸水相當于1000度綠色電力，即相當于1個綠證。

減少水土流失與綠證的換算。同樣以黃河為例，黃河下游形成地上懸河的現象，其成因是泥沙量大而水流相對較少，從而導致淤積。錢寧在《泥沙運動力學》中提出了一個科學概念——來沙系數，該系數是黃河下游泥沙總量與總水量的比值，用作判斷黃河下游河道淤積、沖刷或沖淤平衡的指標。當黃河下游的來沙系數等于0.01時，河道達到沖淤平衡，總體上實現輸沙平衡，既不沖也不淤。換言之，此時100立方米的水可以帶動1噸泥沙，并將其輸送至海中。若來沙系數大于0.01，則水少沙多，下游河道淤積；若小于0.01，則來水較豐富，黃河下游河道沖刷?；跊_淤平衡的分析和挾沙能力的分析，水與土的換算關系為100倍。目前對于水土保持量的計算，筆者采用了替代法——潛在侵蝕能力減去實際侵蝕量，盡管該替代法不夠完善，但大體上能夠反映水土保持的強度。因此，1個綠證等同于1000度綠色電力，或333噸水，或3.3噸水土保持的泥沙。

碳匯與綠證的換算?；鹆Πl電的先進水平定義為：每燃燒265克煤炭可產生1度電。因此，1000度電需消耗標準煤0.265噸，進而轉換為碳排放量為0.83噸，四舍五入后取整數為0.8噸。生態學中定義植物干物質約含50%的碳元素，因此固碳量與人工植樹造林（種草）地上生物量（AGB）之間存在換算關系為：每生產2噸地上生物量，約固定1噸碳。根據已建立的碳匯換算關系，1個綠證約相當于1.6噸人工植樹造林（種草）所形成的地上生物量。

綜上，確立了生態產品與綠色電力、綠證之間的協調統一關系，明確了綠證的科學內涵及其轉換關系：1000度綠色電力、333噸生態水、3.3噸水土流失、0.8噸綠色碳匯或1.6噸人工植樹造林（種草）地上生物量各可等價于1張綠證。

綠證交易途徑及場景

綠證制度的根本目標是實現生態產品的量化確權并推動交易。這一制度的運行需要依托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交易平臺，將生態產品數字化以便核算、確權和發證。在我國，生態產品所有權屬于國家，國家可將使用權和收益權逐級明確到省、市、縣、鄉各級行政單位。生態產品按年度核算，每年對上一年度的產出進行計量并發放證書。利用區塊鏈和二維碼技術可實現證書的自動生成。按照5級行政區劃進行核算發證，從鄉村層面開始，層層匯總，使年度核算工作相對簡便易行。

實施路徑層面。具體可分為5個層面：國家層面。全國統一的規則制定應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由其明確生態產品計算方法、實施主體、管理機制、收費政策等關鍵內容，形成具有權威性的政策文件。在大規模推廣前，可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區域開展試點工作。省級層面。青海省作為典型生態大省具有特殊意義。2024年該省財政收入300億元，GDP為3900億元，獲得中央財政轉移支付2000億元。雖然該省GEP核算達4.8萬億元，但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率較低。據估算，青?？僧a生約5億個綠證，是探索生態價值實現的理想區域。地區試點方面。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南陽、安康、十堰等地）具有重要示范價值。建議南陽市率先出臺地方性綠證制度，建立確權、收益分配和交易規則。畢節市作為統一戰線重點幫扶的生態示范區，每年可產生數千萬個綠證，通過交易可獲得可觀財政收入。這些地區可為全國推廣積累實踐經驗。個人層面。倡導實現年度綠證占補平衡，特別是生態消耗較大的群體。行業層面。要求快遞等行業對包裝消耗進行綠證平衡。會展業、演藝娛樂業、文體產業等應計算生態消耗，通過強制或自愿方式實現平衡。

機制創新層面。建議將部分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用于購買綠證：可將轉移支付轉化為地方GDP和財政收入；使資金使用更靈活；中央政府獲得可交易的綠色資產。綠證還可作為抵債資產緩解地方債務壓力。在項目分配上，西部新能源開發可引入綠證競標機制，增強市場公平性。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南水北調工程——中線年調水95億立方米，水源地為此限制發展，但生態價值未得到合理補償。因此，可為調水發放綠證并授予水源地，其交易價值預期將遠超現有補償標準?？傊?，可通過多層次、多場景的探索，積極推進綠證交易實踐。即便初期交易規模有限，也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促進綠色發展的重要突破。

黃河流域綠證核算

黃河流域九省份綠證數量分析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孕育了古老而偉大的中華文明。黃河流域是我國生態安全屏障的核心廊道，其縱貫中國地勢三大階梯：上游作為“中華水塔”承擔重要水源涵養功能，中游水土流失治理事關華北地區生態安全，下游河道形態與沖淤動態則深刻影響黃淮海平原的生態基底。通過水源供給、泥沙調控和防風固沙等生態系統服務，黃河持續維系著北方地區的生態安全格局。近年來，伴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的全面實施，流域生態保護與治理成效顯著。這既得益于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與制度保障，也依賴于地方綠色經濟轉型實踐，通過綠色產業發展與綠色金融體系支撐，推動黃河流域邁向可持續的發展路徑?；诖?，本文以黃河流域為研究對象，通過系統核算綠證數量，統一量化生態產品價值，旨在為黃河流域生態價值實現提供科學的數據基礎與創新路徑支持。

本節對2000—2020年黃河流域九省份的生態水、水土保持、綠色碳匯、植樹造林（種草）和綠色電力5類生態產品的物理量及其對應的綠證量進行了核算與匯總（表2）。本節中，綠電主要以水電、太陽能及風電為例展開分析；鑒于部分數據可獲性，風光能源數據采用2015—2020年均值進行核算。

生態水。青海承擔了黃河流域水源涵養主體功能，其年均生態水物理量達462.44億噸，貢獻了1.39億個綠證，約占全流域總量的一半，表明其作為“中華水塔”的核心地位。四川、甘肅2省作為上游重要補充，也分別貢獻了0.24億和0.53億個綠證。相比之下，黃河中下游省份的生態水供給量顯著減少，內蒙古、河南、山東等省份的綠證數量均不足0.1億，呈現“上豐下枯”的階梯式差異。黃河中下游省份雖生態水稀缺，卻以僅占全流域4.4%的生態水量支撐起全流域47.8%的GDP；其中，山東、河南依托黃河水資源，在工業制造、現代農業領域形成密集經濟帶。這種空間異質性凸顯了水資源承載力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矛盾，因此需通過生態補償機制推動生態價值跨區域流轉。

水土保持。青海、甘肅、陜西和山西4省是水土保持功能的核心省份，其綠證數目分別為2.10億、1.96億、2.22億和1.68億個，合計貢獻了全流域水土保持綠證數目的81.6%。這反映了該地區，尤其是黃土高原核心區，通過退耕還林（草）、淤地壩建設等生態工程，在控制土壤侵蝕、減少入黃泥沙方面取得的顯著成效。2020年底黃土高原已建成淤地壩5.81萬座，營造水土保持林18859萬畝，累計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5萬平方公里。黃河流域九省份年均水土保持總量對應綠證9.75億個，為5類生態產品中綠證數量最高的一項，體現了黃河流域在水土保持方面的關鍵作用。

綠色碳匯。從總量看，黃河流域年均植被碳匯綠證為4.94億個，是一項重要的生態資產儲備。綠色碳匯證書數目與森林、草地等植被覆蓋度相關。陜西憑借1.08億個綠證位居全流域首位，凸顯其強大的植被固碳能力。例如，志丹縣實施退耕還林20多年來，全縣森林覆蓋率由退耕前的20%增長到38%以上，碳匯能力顯著提升。甘肅省以0.90億個綠證緊隨其后，青海、山西兩省并列第3位，均為0.83億個綠證。陜西、甘肅等碳匯大省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中潛力巨大，可通過碳匯交易等方式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并激勵其他省份加強生態修復，以提升全流域生態系統的固碳增匯能力。

植樹造林（種草）。黃河流域人工植樹造林（種草）物理量（地上生物量）多年平均值約為8.79億噸，相當于5.49億個綠證。從空間分布看，山西、陜西和甘肅3省貢獻較大，綠證數量分別為1.46億、1.17億和0.96億個，合計占全流域綠證量的65.4%，其分布格局與“三北”防護林等重點生態工程吻合。

綠色電力。水電是黃河流域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黃河流域九省份水電年均發電量達2414.90億度。其中，四川水力發電量為1607.28億度，占黃河流域水電總發電量的66.6%；且水電在四川總發電量中占比超80%，境內建有白鶴灘、溪洛渡、烏東德等世界級水電站。近年來，風能與太陽能發展迅猛，2015—2020年黃河流域九省份風光電（風能和太陽能）年均發電量達2210.99億度。內蒙古貢獻了694.12億度，占黃河流域九省份風光電年均總發電量的31.4%，這得益于其坐擁全國第1位的風能資源儲量、第2位的太陽能資源儲量；加之其廣闊的荒漠與戈壁地貌，為大規模新能源基地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經換算，2000—2020年黃河流域九省份年均水電發電量可對應核發綠證2.41億個；2015—2020年風能和太陽能的年均發電量可核發約2.21億個綠證，彰顯出該流域巨大的新能源發展潛力。

黃河流域九省份生態經濟發展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重大國家戰略。2000—2020年綠證核算數據清晰揭示了黃河流域九省份在生態水供給、水土保持、綠色碳匯、植樹造林（種草）和綠色電力生產五大生態功能上的稟賦差異，“上豐下枯”和“生態功能分區明顯”的格局既帶來協同挑戰，也提供了內生動力。傳統“各自為戰”或“單向輸血”模式難以為繼，因此需構建基于綠證價值量化、以市場機制為核心、以共建共享為原則的“一體兩翼，三元循環”協同發展模式：“一體”將黃河流域九省份視為“生態-經濟-社會”命運共同體，上下游構成完整價值鏈與生態鏈；“兩翼”以生態價值量化核算（將生態產品轉化為可交易綠證）和市場機制政策創新（通過交易平臺、補償基金等轉化生態價值）為雙引擎；“三元循環”則實現“生態資源－生態價值－生態產業”的良性互動，讓上游“守護”支撐中下游“發展”，中下游“發展”反哺上游“守護”。

黃河上游青海、甘肅、四川等地是“中華水塔守護者”，需重點開展生態保護，依托優質水資源獲取下游補償；中游陜西、山西等地是“黃土高原鞏固者”，要推進水土流失治理、鞏固退耕成果，憑借水土保持和碳匯貢獻實現價值；下游河南、山東和內蒙古部分地區是“流域發展引擎”，需推動產業集約化節水化轉型，利用經濟技術優勢向上游補償并發展新能源。在此基礎上，通過三大協同機制推動“三元循環”：基于綠證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以水權交易、泥沙權益交易、碳匯跨區域抵消解決“資源→資金”問題；綠色產業協同經濟模式，促進“資金→產業”轉化。

綠證制度在黃河流域的實施，預期將實現流域生態效益提升（水源涵養增強、水土流失遏制）、經濟效益優化（形成“保護者受益、使用者付費”格局、激發綠色投資）、社會效益增進（縮小發展差距、增強民眾認同感），最終以綠證為“橋梁”、市場為“紐帶”，打通“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通道，推動黃河流域從地理共同體升華為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發展共同體，讓母親河永葆生機，為全球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結語

綠證制度作為創新路徑，通過綠證確權，為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找到一條商品化的路徑。將生態水、水土保持、綠色碳匯、植樹造林（種草）四大類生態產品納入標準化權證體系，以噸來計量，通過“333噸生態水=3.3噸水土流失=0.8噸碳匯=1.6噸植樹造林（種草）地上生物量=1000度綠色電力=1個綠證”的換算方式，可實現生態資源向可交易資產乃至產品的轉化通道。綠證制度的創新不僅有望破解“生態保護越好、GDP越低”的困局，更通過“占補平衡+市場交易”雙輪驅動，推動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展望未來，以綠證制度為核心，健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標準，推進跨區域生態資產“占補平衡”機制，促進生態資源在更大范圍優化配置，讓綠色資產在市場中持續釋放效能，實現“生態興則文明興”的永續發展。

（作者：王光謙、鐘德鈺，清華大學水圈科學與水利工程全國重點實驗室?！吨袊茖W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