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能源是經濟發展和民生安定中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商品。近年來，中美經貿摩擦、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等國際重大突發事件頻發，造成能源供需嚴重錯配，能源價格劇烈波動，擾亂國際社會經濟正常發展。特別是俄烏沖突及隨之造成的歐洲能源危機，以極具破壞性的方式凸顯了能源的重要戰略地位。2021年，歐盟約41%的天然氣、22.5%的石油和44%的煤炭依賴俄羅斯進口，俄烏沖突爆發后，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使歐盟天然氣供應量驟降，歐洲天然氣價格一度飆升至超300歐元/兆瓦時，引發工業停產、居民用電危機與通脹高企。這些負面沖擊一度持續長達2年左右，揭示了傳統能源安全框架的脆弱性——以往以價格可負擔和可連續獲取為核心的能源安全要求已難以應對復雜風險。

在此背景下，“能源韌性”（energy resilience）迅速取代單一“能源安全”成為國際政策與學術界的關注焦點。國際能源署（IEA）將能源韌性定義為能源系統及其組件應對危險事件或趨勢的能力，以維持其基本功能、特征和結構的能力，以及適應、學習和轉換的能力。亞太經合組織認為能源韌性是使能源系統能夠抵御極端自然和人為災害，及時有效地恢復正常狀態并更好地重建，從而確保社會的穩定能源供應，減少能源供應中斷對人類生活和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的能力和質量?？梢钥闯?，盡管表述各異，但對能源韌性的共識通常強調3類能力。① 抵御能力，指能源系統能夠承受沖擊事件破壞并減輕其影響，維持關鍵系統功能和服務可用性的能力。② 適應能力，指能源系統在沒有恢復活動的介入下通過系統運行方式的調整或資源配置對沖擊事件進行適應的能力。③ 恢復能力，指系統在遭受破壞后快速恢復到正?；蚋咚綘顟B的能力。綜上，能源韌性在傳統能源安全框架側重“持續、穩定的能源供應”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能源系統的適應性和恢復力，關注在危險事件和長期壓力下，能源系統在外部沖擊影響下動態抵御沖擊、進行適應性調整并快速恢復原有功能的能力。

能源韌性提升的常規策略

在政策實踐層面，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最常涉及的2類韌性提升策略。

能源多元化策略，包括能源供應來源多樣化、運輸路線多元化和能源品種多元化。這一策略既能通過供給分散稀釋中斷風險，提升能源系統的抵御能力，又能夠保障在單一國家供應中斷后迅速切換供給渠道獲取替代商品，提升能源系統的適應和恢復能力。能源多元化策略更適合位于多邊貿易體系樞紐地位、國土面積有限且能源資源不足、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國家/地區。其中，歐洲的多數國家都是此類策略的典型代表。例如，在歐洲能源危機后，歐盟委員會發布《歐洲廉價、安全、可持續能源聯合行動》，明確要通過天然氣進口多元化穩定能源價格和保障天然氣供應，并提供額外投資用于能源轉型，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與本土能源供應能力，加快工業、運輸部門的電氣化進程。

能源本土化策略，則關注本地能源資源替代、產業培育和提高能源效率，進而實現降低對外部能源的依賴，主要包括能源供給本土化和能源技術本土化2個維度。這一策略既通過構筑國內供給能力提升能源系統的抵御能力，也確保了在面臨重大外部風險時具備彈性的、可隨時恢復或擴張的國內供應潛力，實現能源系統的適應和恢復能力建設。能源本土化策略更適合具備能源資源開發潛力、具有強大工業基礎和技術研發能力、面臨重大外部風險的國家/地區。其中，美國是能源本土化戰略的典型代表。通過對內加強“能源獨立”、對外謀求“能源主導”，美國意圖強化對石油美元體制下國際能源市場的操控，以及能源氣候議題中的國際合作主導，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本土化、近岸化與“友岸化”供應鏈體系。

作為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生產基地，中國的能源韌性建設不僅關乎國內社會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更對全球生產網絡和經貿格局的平穩運行具有深遠影響。在多元化和本土化的能源韌性提升策略的選擇上，中國作為全球多邊貿易和外交體系的關鍵樞紐，具有實施多元化策略的良好外部環境。同時，中國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技術研發能力，也為能源本土化策略的部署奠定了堅實基礎。那么，中國在短期與中長期內如何選擇政策組合以更低的政策成本提高能源韌性？不同階段的能源韌性政策如何轉變？針對這一研究問題，本文先就多元化和本土化策略對能源韌性的影響機制、政策實例與現實局限進行剖析，再結合我國的能源系統發展現狀，為中國的能源韌性構筑路徑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多元化與本土化提升能源韌性的機制

能源多元化的韌性提升機制

在增強能源系統的抵御能力方面，能源多元化策略通過構建能源種類、地理空間和運輸渠道的差異化布局，形成多維度、多層次的能源進口與供應網絡，以降低對單一國家或單一能源品類的過度依賴。通過網絡的構建分散供應風險，吸收單一供應來源中斷對能源供給的沖擊，從而有效抵御地緣政治等因素引起的能源中斷對經濟造成的沖擊，避免經濟的劇烈波動。能源品種上，可再生電力、火電、石油、天然氣等多種能源的并存，使單一燃料對能源系統影響降低，因而當某種能源因外部沖擊而中斷或價格飆升時，整體能源供應仍可維持基本穩定。

在增強能源系統的適應能力方面，能源供應來源與運輸路線多元化的策略通過構建多國家、多企業的能源供應網絡，增強能源來源替代性與能源供給的談判空間，從而在面臨突發性供給中斷時，能夠靈活調整、迅速適應。能源種類的多元化通過提高跨品種替代與調峰能力，使能源系統在供需失衡時以電氣化、燃料切換、儲能與需求響應等方式實現能源供應的結構調整，使能源系統的用能結構具有更大的彈性。

在增強能源系統的恢復能力方面，能源多元化策略通過構建多來源、多路徑的能源供應網絡，能夠形成可替代的能源輸送通道。當系統遭受外部沖擊時，該網絡能夠支持能源供給在不同來源與路徑之間快速切換，降低尋找替代能源，以及協調物流所需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損失，從而加速能源供給秩序的恢復。多元化的能源結構能夠為應急響應和災后重建提供更多的工具和選擇，能夠有效縮短系統癱瘓的時間。

能源本土化的韌性提升機制

在增強能源韌性的抵御能力方面，本土化策略通過強化本地化石能源的勘探，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開發和高效利用，提升能源的可得性與價格的穩定性，減少因外部政治博弈和貿易條件變化導致的供應不確定性。能源技術本土化則在關鍵設備生產鏈條上實現自主可控，能源技術和設備制造能力使能源設施不受制于全球供應鏈。一旦外部供給受阻，國內產能能夠迅速填補缺口，保證能源系統各環節基礎設施供給、質量穩定，從而降低基礎設施故障概率，整體上提高系統抗沖擊能力。

在增強能源韌性的適應能力方面，能源本土化策略著力于促進本土能源轉型、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在應對沖擊事件中，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的構建，能夠極大提高能源系統的柔性化、數字化，實現對沖擊的快速響應。通過培育本土化技術研發與制造能力，推動產業鏈整合，強化本土能源產業的工業基礎，構建多種能源協同互補的供應格局。能源本土化策略使能源系統面對需求變化、外部沖擊或政策轉型時具備靈活調節和結構調整能力，確保能源系統的核心功能在變局中維持穩定運行。

在增強能源韌性的恢復能力方面，本土能源供給能力的建設通過提高可調度的本土能源產能，在應對沖擊的短期內形成應急能源供應，降低停供持續時間。能源技術本土化策略形成的國內生產與技術體系則能夠使能源系統在沖擊后依托本地能源技術設施的生產能力與技術標準體系建設，迅速替換備用能源設施，縮短能源中斷持續時間，實現能源系統功能的迅速恢復。

能源韌性提升的多元化、本土化政策實踐

當前，全球能源系統面臨多風險源同時作用、跨區域跨部門傳導及突發性增強的復雜影響，并呈現顯著的風險疊加效應。一方面，地緣政治因素放大了油氣供給端與運輸通道的脆弱性，局部沖突、制裁，以及海上咽喉要道的安全風險更易觸發供應中斷與價格劇烈波動。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事件從供需兩端同步施壓，既削弱化石能源與電力基礎設施的運行穩定性，又通過改變終端用能結構、推升峰值負荷等方式加大系統調峰壓力。此外，能源轉型進程加速，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并網導致間歇性上升與調峰需求擴張。關鍵礦產與裝備制造供應鏈的高度集中，進一步使能源安全問題擴展為“資源—技術—產業鏈”多維安全議題。在此復雜背景下，各經濟體也基于其國情差異，在其能源韌性建設中實踐了不同的多元化或本土化策略。

能源多元化的政策實踐

能源進口來源多元化策略的政策難度較低，是當前多數國家建設能源韌性的戰略選擇。例如，日本《新國際資源戰略》要求促進進口來源多元化，保障油氣穩定供給的方針，在加強與中東國家的能源外交的同時積極與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外交，并支持日本企業參與美國頁巖油氣開發、俄羅斯北極地區的液化天然氣（LNG）項目，以及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油氣田項目。在俄烏沖突發生后，歐盟多國重啟或加速LNG終端和跨國天然氣管道的建設。截至2022年底，歐盟共有15個大型LNG進口終端的擬建或在建項目。

在能源品種多元化方面，德國長期堅持能源轉型戰略，其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Law）通過了固定上網電價補貼機制（FIT）、直接營銷和拍賣機制等，形成長期、穩定的刺激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框架，為德國能源結構的根本性轉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丹麥則在石油危機后開始注重開發可再生能源——在長期發展后，風能和太陽能現已成為丹麥能源供應的支柱，靈活的熱電聯產和儲能設施也提高了電力系統調節能力。

能源本土化的政策實踐

本土化策略推行對本地能源資源稟賦或產業鏈基礎具有較高要求，因此主要被若干代表性大國所采用。

在能源供給本土化方面，美國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后的能源短缺和油價攀升壓力下啟動“非常規天然氣研究計劃”（Unconventional Gas Research Program），推進頁巖氣革命。頁巖氣革命的成功助力美國實現由能源進口國向能源出口國的轉變，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天然氣凈出口國之一，實現了能源獨立。印度政府制定實施“國家太陽能計劃”（Jawaharlal Nehru National Solar Mission），配合各類具體的激勵政策極大促進光伏的大規模利用。截至2024年3月31日，印度光伏項目累計裝機達81.81吉瓦，其中并網裝機78.86吉瓦、離網裝機2.95吉瓦，裝機量位居世界第5位。此外，為實現煤炭自給自足，印度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生產目標，計劃將煤炭總產量從2024—2025財年的10.8億噸增加到2029—2030財年的15億噸。

在能源技術本土化方面，中國在新能源技術上的持續創新和技術突破則是典型案例。以中國光伏產業為例，中國光伏政策體系經歷了由立法奠基、價格機制完善到結構性優化的漸進式演進。200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確立了促進開發利用、保障能源安全與保護環境的基本目標，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2011年印發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完善太陽能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政策的通知》，建立了光伏上網標桿電價框架，顯著提升投資預期并推動裝機規?？焖僭鲩L。2013年印發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發揮價格杠桿作用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通知》進一步細化價格與項目管理機制，引導產業由無序擴張轉向規范有序。2015年底印發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完善陸上風電、光伏發電上網標桿電價政策的通知》按資源區分級并設置隨規模與成本動態退坡的標桿電價機制。自2017年起，光伏、風電電價補貼標準持續下調并在部分項目中取消，倒逼企業降本增效、促進技術迭代，同時加速行業向“平價上網”過渡。與之相配套，政策重點由單純擴容轉向提高發電效率與消納水平、完善產品與技術標準、強化并網與調度能力；2017年印發的《國家能源局關于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實施的指導意見》明確了2017—2020年可再生能源累計裝機目標，優化了增長路徑。近年來，從國家到地方的多層級政策支持持續完善，既覆蓋“卡脖子”技術攻關，也強化產業規范和場景落地。例如，《國家能源局等部門關于推進能源裝備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電力裝備行業穩增長工作方案（2025—2026年）》《新型儲能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等，為光伏由規?；b機向多元化應用延伸提供了穩定制度環境與持續市場動能。這一系列技術本土化政策推動我國從21世紀初依賴進口多晶硅與設備，到2023年實現硅料、電池片、組件全鏈條國產化，占全球80%以上產能。同時，消費側減排政策和技術創新政策的協同也有效促進能源結構清潔化和電氣化轉型，不斷擴大國內市場需求。這不僅使中國在受到歐美產業制裁時仍能維持產能穩定，更通過技術領先實現技術輸出，成為全球光伏產業鏈的關鍵環節。

能源韌性提升政策的現實困境

以上政策雖已在實踐中取得一定效果，但各國能源韌性的整體提升仍受到多方位因素的約束。

一方面，短期內可行的多元化舉措主要集中于進口來源的多元化與運輸通道的多元化。但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進口來源國的地緣政治摩擦與運輸通道的高度集中等因素疊加，反而會提高能源供給的波動性，能源供給的風險點難以回避。2023年，約有70%的海運石油貿易量和50%以上的LNG運輸量經由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界定的全球7個關鍵海上運輸咽喉要道進行運輸，若因軍事沖突或其他原因導致其短期或長期關閉，將對能源進口國造成嚴重沖擊。以紅海危機為例，受胡塞武裝襲擊影響，多家主要航運企業宣布避開曼德海峽（該海峽在2023年上半年承擔全球約12%的海運石油貿易和8%的LNG貿易運輸）。大量商船繞行非洲好望角，導致2023年12月流經曼德海峽的原油量比1—11月的平均水平減少約18%，運費上漲約20%。

另一方面，受能源種類及終端用能結構相對固化、技術水平不足等因素制約，短期多數國家的主要能源產品仍以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為主?？稍偕茉磳茉吹囊幠；娲允艿絻δ?、調峰與遠距離輸電等關鍵技術的限制，其間歇性與季節性也決定了如果無法完成源網荷儲多端的系統性改革，可再生能源的裝機規模將無法有效轉化為可靠的能源供給，在能源系統的韌性構建中埋下隱患。這導致能源品種多元化和能源供應、技術本土化政策在短期內往往不具備較大的政策操作空間，主要集中在中長期規劃。

中國能源系統發展現狀與韌性提升潛力

中國能源系統發展現狀

從能源整體需求來看，我國能源總體自給率較高，但石油對外依賴度高，能源安全總體可控。供給側方面，“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格局對我國能源本土化造成了較大的制約。消費側方面，我國能源強度水平較高，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較大。根據國際能源署數據，2024年主要發達國家的能源強度大多在3—4兆焦/千美元之間，而我國約為6兆焦/千美元。能源自給方面，中國能源自給率長期處于較高水平（80%左右），且2016—2024年能源自給率總體穩步提高，2024年達到約86.2%（圖1）。然而，細分能源品種來看，過去20年間，中國原油產量增速明顯低于消費量增速，原油供需缺口逐年擴大，需要大規模進口原油以滿足國內需求。2014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原油進口國，2017年原油進口依賴度突破70%。

我國擁有豐富的煤炭、水能、陸上與海上風能，以及太陽能資源，地熱能、生物質能等也有廣泛分布，這為發展多元化的能源結構提供了天然的物理基礎。從能源消費結構來看，自2000年以來，中國能源消費結構呈現顯著的多元化發展特征，逐步打破以煤炭為主導的單一化格局。至2024年，煤炭消費占總能源消費量比例從1996年的72.7%持續下降至53%左右，而同期由非化石能源與天然氣構成的新型能源體系有較快發展：天然氣占總能源消費量比例從2%提升至8.75%，成為工業與民用領域的重要過渡能源；非化石能源中，水電發電量增長約5.5倍，占比從5.6%增長至7.1%，風電、光伏發電裝機從近乎空白發展至裝機量達到1.41太瓦，在新增發電裝機中占比穩定提高，疊加水電、核能穩步擴張，非化石能源整體占比接近20%（圖2）。但從整體能源消費結構來看，煤炭仍是我國最主要能源來源，且石油需求呈現一定剛性，占總能源消費量比例長期穩定在20%左右。

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電網、儲能設施、氫能基礎設施、油氣管道等）與現代化大型油氣港口，為各類能源的接入、輸送、消納和儲存提供了堅實支撐。從石油及天然氣進口來看，中國近年來持續推進能源進口多元化戰略，已初步構建了海陸并進、多源互補的進口體系，但總體進口來源較為集中，對咽喉要道的依賴較強，仍存在供應國地緣風險及航運通道安全等潛在挑戰。石油方面，2024年俄羅斯是我國最大進口來源地，占比約19.6%。此外，沙特阿拉伯占比14.2%，馬來西亞占比12.7%，伊拉克占比11.5%。前5位進口來源占總石油進口的65.4%，前10位占88.4%（圖3a）。天然氣方面，管道天然氣和LNG進口占比分別為41.8%和58.2%。其中，管道天然氣主要來自土庫曼斯坦和俄羅斯，分別占管道天然氣進口的46%和40%。LNG主要來自澳大利亞和卡塔爾，分別占LNG進口的34.2%和23.9%（圖3b）。進口路徑方面，南向海上通道是我國進口油氣海上通道的核心，約80%的石油和60%的天然氣經南向海上通道運輸至我國，占我國海上油氣運輸總量的94%—98%。但是，該區域受大國博弈、海盜及潛在沖突威脅。在大國博弈之下，可能引發技術封鎖、金融制裁或關鍵海域通行干擾，而其安全和我國油氣市場的安全息息相關。

中國能源韌性提升潛力

當前，我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中等消費群體增加，能源消費的剛性需求不斷提升，但風、光等新能源技術尚未進入大規模開發利用階段，可再生能源增量難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對化石能源的大比例替代?？傮w上，中國能源系統在應對多重外部沖擊方面總體韌性較低，但提升潛力明顯。

在能源品種的多元化方面，我國可再生能源在總發電量中的占比仍有巨大提升空間。各類風、光、生物質能技術的進步將持續降低能源結構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轉型的成本，擴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應側占比?；茉粗许搸r氣、煤層氣等非常規油氣資源基礎雄厚，技術進步有望提升其經濟可采性，成為保障油氣供應底線的堅實基礎。

在供應來源的多元化方面，從能源外交角度來看，我國龐大的內需市場、日趨完善的政策環境所構成的穩定的、規?；哪茉催M口需求，將幫助中國與資源國之間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從而為我國在全球能源貿易格局中贏得重要的議價能力和多元化選擇空間。

在能源技術本土化方面，我國已形成從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機制造、系統集成的完整產業鏈，具備極強的成本控制能力和快速迭代能力，這是支撐能源技術本土化戰略的核心競爭力。

此外，在中國數字化進程持續推進的背景下，中國能源韌性提升呈現制度、技術與產業協同的疊加優勢：① 數字化的發展拓展了韌性治理的邊界，外部沖擊下對供給側運行狀態的持續監測、對需求側場景的高精度預測，并通過在線優化生成恢復路徑，構建“預警—應急—恢復—適應”的閉環決策流程，顯著提升對突發事件的響應速度與決策質量。② 市場與政策工具為數據要素賦能，輔助能源傳輸、需求響應與虛擬電廠在統一價格信號下參與供需調節，分布式儲能與車網互動作為柔性容量，強化峰谷轉移、事故緩釋與跨時段資源配置能力，從而提升系統的可恢復性與穩定裕度。③ 數據要素與能源生產、存儲、運輸、消費全鏈條深度耦合驅動能源產業在技術架構、商業模式上實現結構性變革，形成以數據驅動的系統性轉型，持續增強能源系統的可觀測性、可預測性與自適應能力，提高系統韌性。

中國能源韌性提升的策略建議

綜上，我國本土煤炭供給安全可控，油氣對外依賴度高，可再生能源產業鏈全球領先，基礎設施網絡完善，政策體系持續優化，能源系統呈現出“基礎穩固、結構性風險突出、韌性提升潛力明顯”的特征。從策略選擇的現實基礎來看，我國同時具備能源多元化策略所需的外部環境基礎和能源本土化策略所需的內部資源、技術稟賦。因此，在提升國家能源韌性的戰略選擇中，應考慮多元化與本土化政策的齊頭并進，強化政策的互補性和協同性。

短期內策略建議

短期內，應以油氣資源的進口來源多元化為核心，積極擴展國際能源多邊合作關系，以能源供給本土化為保障，增強國際突發事件下能源韌性。

通過地緣經濟合作構建穩固的外部屏障，提升能源系統的抵御能力。一方面，深化“一帶一路”能源供應鏈網絡建設。推進重大能源通道項目（如中巴經濟走廊、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D線等）的落地與運營，形成繞開傳統戰略瓶頸的陸上和海上能源輸送替代路線；構建“能源+”合作新模式，推動能源合作與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產能、金融投資“捆綁式”發展，將能源貿易關系升級為全方位的能源經濟伙伴關系。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并塑造全球能源治理體系。在多邊框架（如IEA、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等）中發揮建設性作用；踐行“能源外交”，積極斡旋主要資源國間的地區沖突，以發展項目促進區域經濟融合，化解地緣政治矛盾，從政治源頭降低供應中斷風險。

通過強化內部系統彈性和外部合作機制，提升能源系統的適應能力。一方面，鞏固并優化國內傳統能源“壓艙石”作用。實施油氣產能保障工程，通過財稅優惠和技術支持，鼓勵加大對老油田的穩產技術改造和非常規油氣（頁巖油、致密氣）的經濟有效開發，確保國內油氣產量維持在安全底線之上；通過市場化手段鼓勵商業能源儲備，擴大原油和天然氣的戰略儲備規模，優化儲備布局和輪換機制，確保在緊急狀態下具備足夠的緩沖能力。另一方面，在國際多邊框架下建立能源安全預警與應急響應機制。共享航運安全等信息，倡導多邊協調與互助。

加速能源消費側的電氣化與智能化轉型，利用新能源優勢提升能源系統的恢復能力。全面推動終端用能電氣化，制定分行業電氣化路線圖。例如，在交通領域，加大充電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力度；在建筑領域，推廣高效電驅動熱泵供暖；在工業領域，鼓勵電窯爐、電鍋爐替代燃煤燃油設備等。構建柔性負荷資源池。通過電價信號（如分時電價）和智能控制技術，整合電動汽車、智能家居、用戶側儲能等分布式資源，形成規?；?、可調控的“虛擬電廠”，平抑電網峰谷差，提升電力系統對波動性新能源的消納能力和整體韌性。通過這些方式，引導能源消費結構向我國具備資源和技術優勢的新能源領域轉型，更大程度提升能源系統的恢復能力。

在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的短期階段，電氣化轉型推進與能源高效利用能夠降低油氣資源需求，增加電力消費，減少我國能源對外依賴程度。但受電力結構限制，短期煤炭消費將出現增長，導致煤炭消費峰值提高。根據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測算，在經濟方面，這一短期策略會提高國內煤炭需求，降低石油需求，使主要能源產品中煤炭價格上漲0.09%—1.22%、原油價格降低0.07%—1.24%，并最終帶動消費者價格指數提高了0.06%—0.68%，促進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0.07%—0.53%。環境方面，短期策略在帶來韌性提升的同時，煤炭消費的潛在增長對國家減排行動帶來一定阻礙，但電氣化程度的提高對碳排放的上升起到抑制作用，最終使短期碳排放峰值變動–0.60%—2.94%。

中長期政策建議

從中長期來看，應以能源品種多元化為核心，以培育產業鏈創新、自主能力為保障，最終實現我國能源系統的常態化韌性建設。

通過多樣化資源開發夯實能源供給基底，提升能源系統的抵御能力。一方面，大力推進非常規油氣資源戰略開發，打破供給“天花板”。啟動頁巖油氣科技攻堅與標準先行計劃，設立國家級頁巖油氣研發中心，聯合企業與科研院所，重點攻關深層、超深層頁巖油氣勘探開發核心技術。同步建立涵蓋地質評價、鉆井、壓裂、環保全流程的行業技術標準體系，引導產業規范化、高效化發展。另一方面，加速推動可再生能源建設，重塑供給結構。實施“新能源基地+特高壓通道”的協同建設模式，在西部、北部地區建設大型風光儲一體化基地，并同步規劃建設配套的特高壓外送通道，實現新能源電力的大范圍、高效率優化配置，從源頭上增加清潔電力供應。

基于數字技術構建智慧能源供需生態，增強能源系統的適應能力。在供給端，加快建設智能電網，提升電網智能化與靈活調節能力。大力發展抽水蓄能、新型儲能，并推動煤電機組靈活性改造，建設足以平抑新能源波動性的多層次調節資源。在需求端，激活響應資源，通過深化電價改革，建立分時電價、實時電價等市場信號機制，培育虛擬電廠聚合商，整合工商業可中斷負荷、電動汽車、智能樓宇等分布式資源，使負荷側成為系統動態平衡的積極參與者。

培育面向未來的能源科技產業體系，保障能源系統的恢復能力。一方面，實施能源關鍵技術裝備“強鏈”工程。圍繞頁巖油氣裝備（如旋轉導向鉆井系統）、大型風電機組、高效光伏電池、氫能電解槽及燃料電池等關鍵環節，實施國產化攻關與“首臺套”推廣應用政策，確保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另一方面，布局下一代能源科技創新體系。加大對新型儲能、小型模塊化核反應堆（SMR）、綠氫制備與儲運、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建立從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到工程示范的全鏈條創新體系，為能源系統的迭代升級和快速恢復提供技術解決方案。

至2045年左右的中長期階段，能源結構轉型的逐步完成使電力成為主要能源，形成清潔、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消費方式，降低能源總體消費需求。以科技創新為基礎，使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產業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出一系列高技術新興企業，以增強中國在國際能源產業鏈中話語權，推動國際能源產業鏈重構，使我國能源韌性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根據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測算，這一中長期策略會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化使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降低16.83%—20.08%，其中煤炭消費占比降低22.38%—25.62%，石油消費占比降低3.92%—6.16%，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提高28.10%—34.08%，實現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目標的同時油氣進口降低35.80%—48.08%，從而對中國能源韌性起到極大增益。經濟方面，煤炭、油氣等化石能源生產部門明顯衰退，但清潔能源產業的擴張吸收大量勞動力，并基于產業結構帶動服務業、儀器儀表行業就業，使中國總體就業提高2.16%—2.80%，帶動GDP提高1.16%—1.41%。

（作者：宋中煒，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管理學院；趙宇、高翔，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  數學科學全國重點實驗室；潘教峰，中國科學院大學  公共政策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