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當前，全球能源格局正經歷深刻變革。一方面，隨著氣候變化能源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日益加劇，清潔能源的發展成為大勢所趨；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加劇，能源作為關鍵戰略資源，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因此，能源問題已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單純的資源問題，而是已經發展成為與產業升級和大國博弈緊密交織的戰略性議題。能源領域的科技創新作為重要的新質生產力，既是實現碳中和與綠色轉型的重要支撐，也是當前大國博弈的關鍵議題。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能源科技領域的競爭已經成為全球能源格局演變的重要推動力。一方面，中國在光伏、儲能、電動汽車等新興能源領域快速崛起，在全球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優勢與成本優勢。例如，2024年的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為1 288.8萬輛和1 286.6萬輛，同比分別增長34.4%和35.5%，連續10年位居世界首位；超過70%的新能源汽車電池產自中國，制造技術的成熟和供應鏈的整合使得中國的鋰電池價格比歐洲和北美分別便宜30%和20%。另一方面，美國依托其在能源科技領域的先發優勢和科技創新資源，依舊在全球能源科技領域保持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美兩國在能源科技領域的競爭不僅關乎各自的能源安全與產業競爭力，更是深刻影響著全球氣候治理、能源供應鏈安全以及國際能源合作體系的穩定。因此，研究能源領域科技競爭的基本邏輯框架與內在機理，對于理解當前國際能源格局演變，把握中國能源科技競爭風險態勢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大國博弈背景下，提出一個包含戰略邏輯、技術邏輯和制度邏輯的3層能源科技競爭邏輯框架，進而總結當前國際能源領域科技競爭的新態勢，分析中國在能源科技競爭方面的主要風險挑戰，并提出一系列應對策略。

大國博弈下能源科技競爭的邏輯框架

能源科技競爭并不是狹義的單純停留在技術層面或產業層面，而是大國博弈在能源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領域的核心體現。為了揭示能源科技競爭的底層邏輯與內在機理，本文從戰略邏輯、技術邏輯和制度邏輯3個層面構建多維框架（圖1）。戰略邏輯提供了能源科技競爭的出發點與宏觀目標，技術邏輯體現了能源科技競爭的具體路徑，制度邏輯則為能源科技競爭塑造重要的規則與外部環境。3層邏輯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大國博弈下能源科技競爭的整體格局。這一多維邏輯框架也表明：能源科技競爭不是單一領域的短期摩擦，而是一個涵蓋能源安全、技術創新和國際治理的系統性博弈。

戰略層面：能源安全、產業競爭與國際話語權

在戰略層面，能源科技競爭本質上是圍繞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優勢和國際話語權展開的綜合性博弈。

保障能源安全是能源科技競爭的根本動因。世界主要國家都將能源安全作為保障國家穩定與安全的核心要素。美國長期以來都將“能源獨立”置于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推動頁巖氣技術革命，不僅實現了能源自給自足，更一躍成為全球油氣出口大國。與此同時，美國憑借其美元體系及金融優勢，進一步鞏固了在國際能源市場中的主導地位。而中國作為能源消費與進口大國，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尤為突出。近年來，中國積極布局新能源、核能等前沿領域，力求通過能源科技創新降低對外依賴程度，這不僅關乎能源自主，更是維護國家安全、增強戰略主動性的關鍵舉措。因此，能源科技的競爭實質上已成為國家整體安全框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搶占產業競爭優勢是能源科技競爭的直接動力。中國依托規?；圃炫c供應鏈成本優勢，在光伏、動力電池和新能源汽車等領域迅速占據全球市場重要份額。美國則出于對本土產業空心化加劇的擔憂，積極通過稅收激勵、補貼政策及關稅壁壘等措施，推動制造業，特別是新能源產業回流和本土產業鏈重構。因此，中美兩國在新能源等產業的角逐，已經遠遠超越單純的市場占有率之爭，而是演進為關乎未來全球能源核心產業主導權、供應鏈韌性，以及國家經濟與產業安全的競爭。

爭奪國際話語權是能源科技競爭的重要延伸。國際話語權的爭奪遠超出能源相關技術或市場本身，而是影響國際能源格局、氣候治理體系主導權的系統性博弈。美國憑借其在國際社會的傳統優勢，持續構建有利于美國能源產業發展的國際治理架構與輿論氛圍，力圖維持其在全球能源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例如，近年來美國以“產能過?！钡壤碛蓪⒅袊履茉串a業的發展定義為全球能源產業的系統性風險，從而為其貿易政策與聯盟戰略提供合理支撐。中國近年來則通過“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等多邊平臺，不斷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影響力。因此，國際話語權的爭奪本質上已經成為對未來全球能源治理主導權的爭奪。

技術層面：路徑差異與優勢塑造

作為能源科技競爭的核心，在技術層面，不同國家由于資源與產業結構、創新體系與戰略導向的差異，呈現出不同的技術發展路徑與產業優勢塑造策略。

路徑差異。中國在能源領域，特別是新能源領域，大多遵循規?；瘧眉蔀楹诵牡募夹g發展路徑。依托國內龐大的應用場景與政策支撐，中國在光伏組件、動力電池及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實現了快速的技術優化迭代與規?；圃?。這一路徑主要依托應用技術創新與工程實踐能力提升生產效率，相關企業依托完整供應鏈和成本控制能力，不斷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價格優勢。而美國在能源領域更傾向于采取前沿突破為主導的技術發展路徑，在基礎科學研究、顛覆性技術研發和高風險創新研究的支持體系上具有顯著優勢，企業研發投入比例較高。近年來，美國在新一代核能、直接鋰提取和超導輸電等遠期戰略性領域都有重大突破，引領著全球能源領域大量關鍵新興技術的發展方向。

優勢塑造。上述技術路徑上的差異也深刻影響了兩國在能源領域競爭的優勢塑造。中國積極推動應用型技術的轉化與普及，憑借快速產業化與供應鏈整合能力不斷拓展全球市場份額；美國則依托其科技創新實力與全球影響力優勢，鞏固其在全球能源科技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制度層面：政策支持、聯盟體系與規則博弈

在制度層面，能源科技競爭需要有關鍵的機制保障與規則環境作為支撐，這將深刻影響技術路線選擇和戰略目標的實現方式，是大國博弈中不可忽視的系統性要素。

政策支持。在國內政策支持上，能源科技創新引導的能源安全問題已經是眾多經濟體國家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但政策支持的具體實施與機制設計存在一定差異。例如，中國以“雙碳”目標為引領，通過一系列產業政策支持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研發與應用，強調技術自主與產業鏈安全；美國則依托《通脹削減法案》等立法手段，以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吸引本土及國際企業在美國投資建廠，意圖實現新能源制造業回流和供應鏈重塑。

聯盟體系。在國際聯盟上，全球各國都在通過多邊機制構建有利于己的能源合作伙伴網絡。美國積極利用其傳統盟友體系，借助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機制，聯合盟友在清潔能源和關鍵礦產領域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試圖形成排除中國的技術標準和貿易聯盟；中國則通過“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系、中非合作論壇等平臺，強化與資源豐富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協同合作，拓展能源技術與裝備的出口市場，構建制度性對外合作體系。

規則博弈。在國際規則與標準制定上的博弈日益表現為國際話語權和規范制定權的爭奪。美國憑借其在傳統國際能源機構中的優勢地位，將產能過剩、人權等議題納入貿易規則制定中，壓縮中國企業的國際發展空間；中國則通過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等，主動牽頭制定新能源領域的國際標準，增強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話語權，努力爭取更加公正合理的規則環境。

制度層面的博弈表明，能源科技競爭已超越純粹的技術或市場維度，日益演化成為體系化、機制化和長周期性的制度競爭。

能源領域科技競爭的態勢分析

在戰略、技術與制度3層邏輯的相互作用下，當前全球能源科技競爭已超越以往單一技術或產業層面的較量，開始逐步呈現出系統化、多維度與全鏈條的博弈特征。

能源科技競爭范圍全面擴展

能源科技競爭已從早期集中于光伏、風電等單一新能源形態，逐步擴展至涵蓋清潔發電、核能系統、儲能技術、電網管理等全鏈條的體系化博弈。這一趨勢在各國政策文件中得到明確體現。例如，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2024年2月更新的《關鍵和新興技術清單》將清潔能源發電與儲能列為美國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涵蓋了10個子領域，包括可再生能源發電、核聚變能源、能源存儲、電網一體化技術等。

新能源領域仍舊是當前全球能源科技競爭的核心戰場，集中體現了各國在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主導權上的戰略博弈。從當前競爭格局看，中國憑借技術創新，已在新能源汽車與光伏等關鍵產業鏈中建立起顯著的規模與成本優勢。近5年來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在全球的占比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圖2），截至2024年底，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全球市場占有率已達到69.2%。依托龐大的市場需求與持續的政策支持，中國企業通過快速產業化與供應鏈整合，迅速占據全球市場主要份額。特別是在光伏組件等領域，中國不僅控制全球絕大多數的產能，還在技術迭代與應用創新上穩步發展。根據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GEIDCO）測算，2024年中國光伏初投資成本約621美元/千瓦，顯著低于全球平均的691美元/千瓦。美國則采取政策引導與貿易遏制并重的復合策略。一方面，通過《通脹削減法案》等政策工具提供高額補貼，推動新能源制造業回流；另一方面，積極構建以“去風險”為導向的聯盟體系，并借助“產能過?！钡容浾撍茉鞂χ袊焕膰H貿易與投資環境。這也使得新能源領域的科技競爭已超越單純的技術層面，而是演進為涵蓋產業鏈韌性、標準制定權與規則話語權的系統博弈。

與此同時，核能領域的科技競爭日益凸顯其戰略重要性，其軍民兩用特性使其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近年來，美國不僅對中國涉及核技術的各類實體實施了制裁，對于涉及核技術研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嚴格限制與中國的合作，還與其盟國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共同限制核技術向特定國家的出口。

能源科技競爭方式呈現多樣化與體系化特征

隨著能源科技競爭的深入，各國采用的政策工具與博弈手段呈現多樣化、體系化特征。

頂層設計層面。各國紛紛通過國內產業政策支持與國際規則制定參與協同發力。一方面，對內通過能源領域的稅收優惠、研發資助、市場準入等方式，提升國內能源領域的科技水平和產業競爭力；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相關技術標準制定，推動形成有利于自身的技術規范與市場規則，試圖構建排他性的產業生態。

競爭手段方面。① 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科技合作限制等傳統手段繼續強化，實施更精準聚焦“小院高墻”策略，針對能源領域相關的關鍵材料、核心部件、基礎軟件等特定環節實施限制。② 輿論博弈與科技外交成為新興的競爭手段，通過發布智庫報告、引導媒體敘事、組織多邊論壇等形式，影響國際輿論導向，塑造技術路線認同，為自身能源技術與產品推廣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通過雙邊合作、技術援助、示范項目建設等方式擴大影響力。③ 國際聯盟構建呈現機制化、網絡化趨勢。傳統盟友體系與技術合作機制被重新激活，新興多邊平臺也在清潔能源、關鍵礦產等領域加速布局。大國通過構建排他性技術聯盟、推動標準協同、共建基礎設施等方式，擴大自身技術影響力的輻射范圍。這些聯盟不僅涵蓋發達國家，還通過全球南方合作擴大輻射范圍，形成多層次、廣覆蓋的合作網絡。全球南方國家群體龐大，擁有豐富的清潔能源資源，在能源領域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和巨大的潛力。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4 443吉瓦，增長578吉瓦，其中亞洲新興經濟體貢獻了主要增量。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合作論壇等多邊機制，不斷加強南南合作。根據“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報告，2016—2024年，中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并動員氣候變化相關資金超過1 770億元；截至2025年10月，中國已與43個發展中國家簽署了55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文件。

中國能源領域科技競爭風險分析

在大國博弈背景下，中國雖然在能源科技競爭的若干領域取得了顯著優勢，但整體上仍面臨來自技術、供應鏈、國際合作、合規治理等多方面的壓力。這些風險具有交叉性和長期性，不僅影響能源產業自身的發展，更可能對國家能源安全、科技創新能力和國際影響力造成深遠影響。

技術創新面臨外部壓制與體系性風險

在大國博弈持續深化的背景下，中國能源科技發展正面臨日益嚴峻的技術壓制風險，并呈現出從局部領域向全鏈條擴展、從技術層面向體系能力滲透的發展趨勢。例如，中國在核能技術領域通過自主創新實現了顯著突破，在反應堆堆芯領域已成為全球年專利申請量最多的國家。1950—2024年中國核能技術領域專利申請全球占比達到32%，遠高于美國的15%。中國已經掌握了三代堆核心技術，但在小型模塊化反應堆、鈉冷快堆和超高溫氣冷堆等第四代核反應堆技術等前沿方向的布局深度和廣度不足，仍需要國際合作的持續推動。

美國商務部通過《出口管理條例》對涉及核能技術的出口進行嚴格管制，涵蓋了核反應堆、核燃料、核材料處理設備和相關技術的出口，要求出口商獲得許可證才能向外國實體出口這些技術和設備。例如，2024年5月8日，美國商務部宣布新增37個中國實體加入“實體清單”，其中就包括兩家與核技術相關的實體——中國電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美國商務部指控這兩個機構試圖獲取美國的相關設備和技術來增強中國在核技術領域的能力。這種技術封鎖不僅延緩了中國核能技術的迭代速度，更對涉及國家安全的眾多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由于中國近年來在分布式能源系統等方面也有較大的技術突破，美國國土安全部發布的報告中多次提及中國在智能電網和關鍵基礎設施中的網絡威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也發布報告分析中國在智能電網和能源管理系統領域的快速發展，并提出美國應加強技術管制和對華技術競爭策略。這一領域的技術封鎖將直接影響中國在高效電力傳輸系統、先進能源管理與監控軟硬件方面的國際合作，并對中國在能源管理技術領域的創新速度產生負面影響。

供應鏈安全面臨多維度沖擊風險

當前中國能源產業鏈總體較為完整，但部分環節仍存在外部依賴，對能源科技創新與產業安全構成系統性挑戰。

能源領域的關鍵技術組件，特別是高性能計算芯片、精密傳感器、高端控制系統等核心部件，仍存在較高的外部依賴。這些組件在智能電網調度、新能源裝備制造等關鍵環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通過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等工具，限制先進計算芯片與精密制造設備的出口，直接影響能源系統的數字化升級與智能化轉型。例如，電網調度系統所需的高性能計算芯片斷供將延緩新型電力系統建設進程；新能源裝備核心控制系統的進口受限，則可能影響整個產業鏈的技術迭代速度。

在上游資源方面，中國關鍵礦產對外依賴度較高。鎳的對外依存度高達90%，鋰的對外依存度達75%，錳、鈷和鉻的對外依存度均達到96%以上。與此同時，美國積極構建“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等排他性聯盟，試圖通過戰略協作，控制關鍵礦產的全球供應鏈。MSP聯盟中，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本身就是關鍵礦產大國，加入MSP論壇的剛果（金）、墨西哥、秘魯、哈薩克斯坦、菲律賓等國家也均為重要的礦產資源國，全球超50%的銅、鉻、鈾和鈷，超1/3的鐵、錳、鋰等關鍵礦產儲量分布在MSP成員國或MSP論壇成員國家。關鍵材料的供應不穩定將直接傳導至新能源汽車、儲能裝備等終端產業，削弱中國在全球市場的成本優勢與交付能力，從而遏制能源領域的創新能力提升。

企業發展面臨海外合規與制裁風險

在國際輿論環境中，西方國家以“中國威脅論”為借口，通過“產能過?！薄皬娖葎趧印钡葦⑹率侄巫璧K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隨著美國不斷擴大制裁清單，中國能源企業在國際經營中面臨的合規挑戰與制裁風險顯著增加。例如，2024年6月11日，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將新疆神火煤電有限公司列入所謂的“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UFLPA）實體清單，認為其涉嫌強迫勞動，其生產的商品將被禁止進口到美國。新疆神火煤電有限公司主營業務中的電解鋁生產成本較低，同時建設有連接煤炭原料產地和電廠的輸煤皮帶走廊，盡管被列入美國UFLPA實體清單對傳統煤電企業的核心業務沒有產生直接影響，但卻阻礙了其進一步獲取相關技術支持，對其完成補鏈強鏈造成一定的阻礙。美國的出口管制涵蓋了許多能源領域所需的材料、軟件和設備，若能源企業未能及時調整其供應鏈或出口程序，可能會遭受罰款、禁運等嚴重后果，而被列入各類限制清單的企業，不僅在美國市場受限，還可能被全球其他合作方制裁，導致融資、供應和市場拓展全面受阻。更為隱蔽的風險還存在于“二級制裁”，即使中國企業并未直接違反相關規定，但其合作伙伴涉及相關清單，就可能面臨連帶風險。這一系列的風險不僅威脅到中國能源企業的國際業務拓展，也可能影響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和商譽。

中國能源領域科技競爭風險的應對策略

當前能源科技競爭已經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較量，而是涉及能源安全、產業鏈安全和國際話語權的綜合性博弈，中國必須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構建涵蓋技術自主、產業韌性與合規治理的多維度應對體系，以有效化解風險，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主動權和影響力。

強化自主創新與戰略性前沿突破。為扭轉在部分能源科技關鍵前沿領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必須盡快構建融合源頭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發展模式。  ① 建立由國家主導、動態管理的核心技術攻堅機制。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等部委聯合牽頭，定期組織能源領域的產業與學術專家，梳理影響能源發展的關鍵技術短板，發布動態化的關鍵技術清單和攻關路線圖，并配套科技專項給予長期穩定支持。② 推動培育開源共享的能源產業創新生態。在工信部的指導下，由能源領域龍頭企業牽頭，建立跨組織、跨學科的聯合攻關平臺，建設公共測試驗證中心，推動基礎研究與工程應用的協同突破；通過專項人才計劃、國際化培訓機制和科研環境優化，打造既有戰略科學家又有應用型工程師的多層次人才格局，增強應對技術封鎖的內生能力。

打造具有多元韌性的能源產業體系。面對關鍵礦產與核心部件的“斷供”風險，亟須建立自主可控、多元互補的現代化能源產業體系。① 持續加速國產化替代，增強能源各領域技術路線的多元化水平。由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設定國有企業分階段的國產化采購比例目標，并通過產業集群建設和區域一體化協作，提升國內產業鏈的整體穩定性與配套能力，確保在應對突發封鎖時具備快速切換能力。② 布局多元化國際供應鏈。由商務部聯合外交部，在全球范圍內拓展合作網絡，特別是與南方國家和地區深化能源科技合作，通過共建產業園等方式共建穩定的供應鏈生態，減少對單一國家或地區的依賴；同時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靈活性與預測能力，建立供應鏈風險預警與應急響應機制。

完善能源企業全球化合規與風險管理體系。為助力企業應對日益復雜的國際規則環境，打破國際合作壁壘，亟須從被動合規轉向主動布局，引導能源企業建立全鏈條合規治理機制。① 構建國家級、智能化的能源企業合規風控平臺。由商務部牽頭構建能源合規數據庫，聯合相關協會組織能源領域國別政策研究，動態監測重點市場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數據安全等方面的政策變化，盡快建成智能化集成咨詢平臺，服務出海能源企業，提升其風險預判和應對能力。② 在全球南方主動塑造以發展為導向的合作模式。由商務部聯合外交部主導，將傳統以工程承包為主的合作模式升級為本地化賦能為導向的系統解決方案合作，在共建項目中積極推動技術轉移和標準共建，通過與南方國家共建能源資源利益共同體，塑造有利于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與規則環境。

（作者：石勇，中國科學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李尚華，中國科學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 國防大學  科研部；吳菲，西南財經大學  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郭琨，中國科學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